“嘀嘀嗒……”嘹亮悠扬的军号声，在半梦半醒中突然响起。
“良子——接电话！”屋里屋外拾掇家务的岳母把我放在电视柜上的手机塞在我手里。
“我是你老哥，我—妈，你—大—娘，走啦！你赶紧过来一下吧！”老哥哽咽着泣不成声。
“得的什么病？什么时候的事？让我到哪啊？”握着手机，像握着一只渐渐失去温度的手，我声嘶力竭地喊着，感觉周身的血液一起往头上涌，心猛地收紧，硬得像一块石头，哽在胸口，痛得无法呼吸。从炕上囫囵爬起，我想穿上衣服，身子却突然一晃，顺着墙根儿，软软地瘫坐在地上……

大娘生在旧中国一个小市民家庭，家中女孩子多，没有钱上学，几乎不识字。相亲时，被大伯从众姐妹选中，完全是因为大娘的端庄与稳重。嫁到我们老郭家来时，大娘不过十七岁，而当时奶奶已过逝多年，之前只有爷爷与五位叔伯相依为命。大娘是这个家中唯一的女姓，大伯认定大娘是一个能够担起这个家的人。长嫂做母。一过门，大娘就拿起了搓板针线，为全家老小缝补洗涮，并一个一个周济小叔们成婚。为撮合四叔与四婶的婚事，大娘里外张罗，既当“婆婆”，又当媒人。在兄弟分家时，大娘主动让出了正房东间给我们，自己甘心情愿住在西间里。
我记事时，大娘已经四十多岁了。大伯是位教书先生，学校离家远，一年当中难得回来几次，因此，大娘给我的印象就只是忙——喂鸡，喂猪，赶鸭，种菜，拾柴、上工、挖野菜……来来去去，风风火火。她哪里是安步当车，分明是一路小跑。一双雪白的手，不是在盆里，就是在土里，因为不及保养而满布裂痕，手背上的口子，在成年累月的劳作中难以愈合，常常渗出血水来，看了让人揪心地疼。因为这样的缘故，大娘始终让我看不清她的花容月貌，留给我的是一帧永远的剪影，一枚饱含着中国劳动妇女全部美德的标识，而就是这剪影远比许许多多挂在名人殿堂里的肖像亲切生动。它带着关东人的性格和体温，像朔风雪原上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舔着天边的落日，炽烤我黑土地一样厚实宽阔的胸膛。
大娘的二女儿，我的堂姐患有脊髓灰质炎，虽然聪明伶俐，但却只能读到小学。俗话说“男不当木匠，女不当裁缝。”可大娘偏偏让身体残疾的二姐选择了成衣这一行当。不是大娘心狠，是大娘懂得不是什么人都能当个好裁缝，裁缝虽然辛苦，却能挣一口饭吃。为帮助二姐自学，大娘到处托人采集纸样，并四处收集废旧牛皮纸供二姐练习剪裁。二姐开始揽活后，大娘定下规距：凡是族中子弟，做衣服一律免费。直到我师范毕业参加工作，才勉强象征性地收一点。此时，麻利爽快、能言善道的大娘，银盆样的脸上，会不自然地挂上孩子似的羞涩，像一朵好看的山桃花。二姐的活越来越多了，大娘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打下手的工作，钉扣子、打纽袢、纤裤角……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机械呆板的工作，让大娘的手指变了形，两只脚踝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但她的心空，却依然晴朗，似乎从未掠过一丝愁云，永远充满了灿烂的阳光。
我读师范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交通不便，为数可数的几趟车也只通到镇里，镇里到乡下的路就只能靠走。冬天天短，路况又不好，待最后一班车老牛似的爬到镇里，太阳早钻进了被窝。如果赶上刮风下雪，剩下的路真不知怎么办？幸运的是，大娘家已搬到镇上。不论是风，不论是雪，我都不担心。回为透过无边的风雪，我能找到一片温暖的屋檐。我常在已搬到镇上的大娘家落脚，大娘家成了我心灵的驿站，直到参加工作，遇到刮风下雨，我仍然会不自觉地跑到大娘家里。写到这里，我仿佛又从大娘家那扇透着昏黄灯光的木格窗里嗅出热腾腾的饭菜的温香。
我也不能不提到我的工作和我的母亲。毕业时，我不想回乡下教书，请求在教育战线工作了一辈子的大伯疏通。大伯是一个正直传统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鄙视请客送礼的恶俗。大伯离休后，按照政策老哥可以换少。通过考试，老哥本考进了工商局，工商局管人事的领导也提前向老哥恭喜，可就是迟迟得不到上班的通知，后来却阴差阳错被分进了房产工程队。提档案时，档案袋上赫然盖着工商局的公章，才知道没有走动被人家冒名顶替了。之前，老哥曾催促大伯多次，大伯却无动于衷。他相信党，相信政府，会按原则办事，但事实结果却让老实本分的大伯目瞪口呆，发誓下半生不踏领导家门。我有求于他。他十分为难。终是大娘出面，才说动了大伯。“工作是孩子一辈子的事，你就破一回例吧！”大娘轻轻叹息道。天生不求人，就是连亲生儿子的事，也不曾动心的大伯，在大娘的劝说下，迈出了家门。因为大伯这辈子从没为自己的事向领导张过嘴，领导爽快地答应了，遂了我的愿。
至于母亲，患了迷漫性脑病以后，常常间歇性发作。发作时，常常忘记了回家的路。我们三里五村寻找，也找不到，担心她走丢，病了，饿了，冻着……在我们寻人无望，百感交集之时，母亲却出乎意料地坐在大娘家的炕头上，大娘不嫌弃母亲，每回都替母亲洗头、洗脚，端上可口的饭菜。大娘的心就像一座灯塔，为混沌的母亲指明了回家的路，也增加了我对大娘的感激。这种情感超越母子、超越血缘、超越骨肉亲情。我虽不是她身上掉下的肉，却在她博爱的心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使我在失去母爱的日子里得到额外的补偿！

屈指算来，大娘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一千多个日子，我无时无刻不怀念着她，并用自己的方式虔诚地为她祈祷。在她的葬礼上，我亲手撰写了祭文并代替远在美国的二哥主祭。如烟往事，历历在目，怎不令人伤怀，动情处，我泪流满面，哽咽不能言。朦胧的泪光里，我仿佛又看见头发斑白的，面容慈祥的，身形微胖的大娘，坐在撒满阳光的小院里，手中的针线，长长的，把无尽的思念细细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