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记性与杂文的出路

在中国只要一提起杂文来，恐怕那些没有读过多少书自谦为文盲的人、或者成天操心着某大明星怀孕了或有新恋情了的娱记们，都会抬出鲁迅先生来说：写杂文就要向先生学习，要针砭时蔽呀、要揭出病痛呀、要引起疗救呀、要唤醒国民呀等等。然而究竟有没有弄懂，甚至有没有记性能够记得，都成了疑问，又如何谈及先生呢？如果真的能在心中牵挂着先生，或真的能读明白先生的杂文、只要能记得的话，就应当知道：目下的中国，其实时时处处都有着这样的杂文的素材。那么，你若有先生的责任心和良知，提起笔写来就是了，却何以总是听见各种类型的人民，都在大叹先生之灵魂一去不归了呢？真是不知叫人从何说起。
但我又无意去责备当今的杂文作家，其实非但他们都写了，连屏幕和媒介上也多有过报导的，所以也不能冤屈了许多有良心的记者们。既然这样的杂文也写了，媒介也报导了，人民又如何来的这些大叹的呼声呢？原因可能是与这样的杂文素材相关的新闻，又被接二连三地播报出来，叫人们又一次次地看到了痛苦和黑暗，于是人民就还要大呼大叹着要鲁迅先生之灵魂的归来。
我觉得之所形成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应该与中国人的记性有关。中国人的记性都不大好，昨天才播报的事件，今天仍旧可能发生；比如时下流行的强行拆迁，任你如何不断地播报，总是天天依旧；刚才骂了菲律宾总统在我们的灾难前的微笑，就有了自己在空难前合影大笑的警员和领导。这些都是记性不大好的缘故吧。
近者如此，远者亦然。譬如张志新的悲剧都写进了中国历史，前一阵又出来了个进京抓捕作家谢朝平的新闻，定其罪名曰：“非法经营”，真是浪漫得荒唐而可笑。早在近十年前，南国某省的党校曾大量贩卖文凭的事件，被央视调查暴光使国人尽知，然而就在昨天，又出来个“中国近二百个飞行员资质造假”的新闻事件——恐怕不是这次东北的空难，还不会为人们所知的吧；还是同样的事，刘姝威女士早就打破了蓝田集团用假财务报表伪装的神话，但如今有关企业财务报表造假的新闻事件，恐怕多得估计都没人愿意看了；重庆文强集团里的那个设赌的谢姐已经伏法，然而赌博的事在各个领域，是不是没有了呢？……如此种种，于人民的思想深处，真的有些达到了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境界了。
人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着实可敬可佩，我们同时要庆幸，人民的记性多亏不大好，不然果真有个血性刚强的，恐怕就要被这厚重的痛苦和黑暗压迫而死去。然而还是有清醒的人在大呼：这是麻木，我们不应当对这样的痛苦和黑暗无动于衷。但作家们同时也会痛苦起来的：谁愿意去学做祥林嫂那样，为一件同样的反复发生的事情，去叙叙叨叨地喋喋不休、反复地去做无果的批驳呢？于是大量写杂文的作家们，也会麻痹起来。他们之中有可能转而去讲解四大古典名著，有可能为翻拍名著者去写影视剧本或剧评，有可能去讲解“论语”或“三字经”；他们终于都成了看起来能够与鲁迅先生等同的大师了。
说到此，可能有人又要大叹是因社会的太黑暗；我倒以为不然。其实社会从来都是这样的，以后永远也会是这样。觉得社会黑暗了不要紧，关键看有没有人来掌灯。我倒觉得能呼唤鲁迅先生之灵魂的归来是个好的现象；但不要只是呼唤两声就罢了。真正写鲁迅式杂文的人或作家，他们也不会麻木，会自觉地行动起来；就像一个掌灯的人，来揭露痛苦和黑暗而投以人们幸福和光明一样。
或许世上本来就是痛苦和黑暗的，或许人民是因生活的沉重而使得记性都不大好。但若每个人都能想到点起一根蜡烛，这样点蜡烛的人就渐渐地多了，世上也就光明起来，人民也会幸福起来。写杂文的人们，应当多长点记性，要记得以前的痛苦和黑暗，要时时记得提醒那些记性不大好的人民，叫他们能够看见光明；若叫每个人都能点起一根蜡烛来，就是中国杂文的出路；也是中国人走向幸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