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杂忆

1976年唐山大地震虽然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但逝去的岁月难以冲淡我对那场灾难的记忆。那年我在遵化县文艺宣传队工作，尽管未在地震中心区域，就我亲历亲为的几件小事，感到地震是一场对人类文明的考验。
7月27日那天，我们宣传队放假，我和两名同事值班。宣传队当时一共两排房，前排房是演职人员的宿舍，后排房是办公室、食堂、编导室和舞美室。
那天晚上天空红橙橙的，热得让人难耐，就像在大蒸笼里一样，浑身汗水淌流。晚饭后，我们三人都穿着小裤头坐在院子里聊天。小张是拉小提琴的，小杜是食堂管理员，我是编剧。小杜端来一筐梢瓜，我们一边啃一边胡侃。院子西边是猪圈，几头猪在圈里闹得非常厉害。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其实那是动物对地震的预感，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谁也没意识到会发生地震。
我们在院子里呆到夜间1点多钟，实在睏了，便回宿舍睡觉。我们三个人都住在后边的那排房，一人一室。我住在中间的编导室。我睡得正沉的时候，突然觉得床被颠了起来，门窗嘎嘎直响，屋顶掉下杂物。我猛然醒了，意识到是地震，刚要起来，院子里传来小张和小杜的大声呼喊。这时我的蚊帐散落下来，我扯开蚊帐，拉开房门，冲到院外一看，前面的那排房子不见了。他俩说，地震了，前面那排房被震塌了。我们三人都感到后怕，如果宣传队不放假，人员肯定有伤亡。这时，四周响起人们的喊声和哭闹声，临近的居民害怕再发生地震，纷纷跑到我们宣传队的院子里来躲避。我们三人几乎赤身祼体，趁未震跑到屋里取出衣服穿上。小张家在城里，小杜是外地人，唯我家在农村。他俩让我快回家看看情况。
天微微发亮，我心急如焚地骑自行车往家里赶，二十华里的路程，仅用了二十分钟，从来也没有这么快的速度。路上我遇到本村的一位六叔，他与我家住在一条街。问他我家房子情况，他说没事。我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走到东村口，见到岳父抱着我儿子正和几个人议论这场大地震。他见我回来了，忙说，快回家看看吧，西大山被震坍了。我听后心中一惊，浑身觉得发软。
我进院子大门，从外观看房子确实完好无损，莫怪六叔说我家没事。进屋一瞅，西屋还弥漫着灰尘，地上炕上全是石头，大山岌岌可危。我家房子西大山是青砖砌的山尖，里边背的土坯，中间是用石头垒的墙心，墙外用白沙灰勾抹，中间用泥灌的浆，一经强震，里面的石头坍了下来。那夜，我妻子和儿子正睡在西屋，刚一地震，我妻子抱着儿子就冲出了房外。幸亏妻子的机警和勇猛，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我奶奶睡在东屋，东屋大山是用土坯垒的，又与邻居贴山，幸好无损。房子西大山虽然被震坍了，一家人很安然，心中顿感幸运。
奶奶虽然是七十多岁的小脚女人，但遇事不慌，我进家的时候正在灶前烙饼，平静的神态好似与往日无异。奶奶的沉稳给我增加了底气。
饭后，我与妻子抓紧在院子里搭防震棚，用几根木杆扎成架子，蒙上几块大塑料布，卸下门板铺在塑料棚里。搭好防震棚，一家人有了藏身之处，心中觉得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后来我想，人在危难之时的满足是那么低下和可怜。下午三点多钟，一次强烈的余震，让人们亲眼目睹了地震的可怕。我们全家人站在院子里，看着我家的房子像位残疾的病人浑身抖瑟。当时我想，这次房子肯定被震塌了，三间草屋虽然破旧，但那必竟是家，眼看着安身立命的家被震毁而无助无奈，心中的痛苦难以言表。还好，房子像位受伤的勇士没有倒下。那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房子虽然没有倒，但谁也不敢到屋子里去住。我们一家人挤在防震棚里，大雨砸得棚子唰唰的响，门板底下泛起水流。我和奶奶、妻子都难以入睡。我想，这场灾难何时能够结束，心中感到茫然无措。
第二天，岳父和我冒着余震的危险，清理西屋的石头，并用一根长长的木杆顶住悬空的山尖。其实也管不了多大的作用，在当时真是权宜之计。因为我还要去上班参加抗震救灾，无暇顾及房子的维修，加之余震频发，也不敢找人修理。那根木杆一直撑着，尽管发生几次较大的余震，我家那三间草屋依然未倒，直到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那天，我才请人将西大山修好。那根木杆真真正正的是我家的顶梁柱。
上班后，领导组织我们清理被震塌的那排房子，在原地基上建起防震房，木杆扎的架子，蒙了一层油毡，屋内对面两排通铺。为配合县里的抗震救灾，我们赶排文艺节目。我们编导人员伏在床上写，演员们顶着烈日在院子里排，白天救灾，晚上演出，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涨。
8月初的一天，县里抗震救灾指挥部从宣传队抽三名人员往丰润火车站护送伤员。我和另外两名同事承担这次护送任务。
唐山大地震将这座百年的煤都夷为平地，震中受伤的人员都输送到临近各县抢救。我们遵化县距唐山市150华里，虽然也遭受了震灾，但相对较轻，当时学校和较大的工厂都建起了大防震棚，里边住满了来自唐山的伤员。由于县里的医疗队伍和医疗水平有限，极需将重伤员往大城市输送。
那天下午，天阴沉沉的。我和李延植、王山来到遵化一中，学校的大操场已被大防震棚占满。我们走进防震棚，一股难闻的热气袭来，地上卧满二三百名伤员，时而传来痛苦的呻吟，十几名大夫忙得不可开交。这时，一位唐山矿冶学院的老师求我找一找她的丈夫，告诉了她丈夫的名字。我趁指挥部工作人员按护送的车号编排伤员的空闲，跑遍了一中院里几个医疗棚，又用电话问了所有的伤员医疗点，都没有找到那位老师丈夫的名字。我回去不忍心告诉她。她低声问我，是不是没有找到。我无奈地点点头。她说，看来这人没了。她当时的神态是那么平静，就像在说她丈夫回家了那么轻松。这，也可能是人痛苦达到极限的表情。
下午四点多钟，我们三人护送的14辆卡车，共104名伤员从遵化一中向丰润火车站赴发，每名伤员手腕上都绑着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本人的单位和姓名。途中如果有的伤员死亡，就将其抬下车，沿路有人负责处理。这时已近立秋，几束斜阳透出乌云，照射着长长的车队，显得几丝悲壮和苍凉。长长的车队像在爬行，太阳落山的时候，刚刚到丰润县城，从迁西县等地送伤员的车队也都拥挤到丰润的县城。
晚上8点多钟，天气很凉，人们也都饿了。这时，县北关招待所开车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