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温了，我穿着厚厚的大衣在街上走，四周都是一片晃眼的白，整个冬天一直都灰蒙蒙的城市，在这场雪的帮助下已然脱胎换骨，成了仙境。公园那遥遥的传来几串孩子的笑声，欢乐、清脆的童音像仙乐，分外耀眼。铁锹敲击沥青路面的嚓嚓声在闹市的喧嚣里有种况味的清冷。转身往回走。明知道那片黄马甲里不会有她，但还是转身往回走。因为她说过，她工作时不愿意看见熟人。
回家打开电视，本地新闻在播报整个城市的除雪情况，看见画面上出现了一群穿黄马甲的环卫工，即使是黑夜里他们身上的那一片橙黄仍然耀眼，他们神色疲惫、木然，记者问，你们连续工作多长时间了，一矮个女工说，５０多个小时。记者激动的语调：50多个小时没有回家吗？一片沉默。记者捂着他冻的通红的耳朵神情激昂：现在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在外面才只呆了十分钟耳朵已经冻红了，可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他们是我们这个城市最可爱的人。忽然有点喜欢这个长着一脸痘痘的记者了。寒冷的冬夜里，他的激动让人心里生出了一点暖意。然而这一点暖又实在是太薄，它温暖不了他们。
小时候，那时我们还是俩个小丫头片子，每次逛街看见那些头扎大花围巾，脸戴大口罩，浑身尘土的扫大街的女人。我们总是尽量躲开，那会儿在我们小小的心里觉得这是份轻贱的职业。那会儿我们坐在小院门前的石磨上对着夕阳向往未来，她说，将来她想当一名人民教师。
那天，坐在藤椅里听《命运交响曲》，听着听着泪突然就出来了，不是所有人都做得了贝多芬，有些人他们扼不住命运的咽喉，或许是宿命，或许是性格的原因他们注定成不了生活的强者。一直难忘我们那年的相见，也是这样一个洒满阳光的下午，我听见敲门声，起身开门，一万分的想不到，竟然是她，她穿件样式陈旧的绿夹克，手里拎着两个大包站在我家门外。这时我们已经半年没见了。那年夏天，她为了找个归宿去了比我们老家更北的北边，她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老家，来了这个城市。半年分离，我们的境况都有了变化，她千里迢迢奔波了一大圈，归宿依然没有找到，而我却意外的走进了婚姻。半年不见，我发现我们已经彼此陌生了。她拘谨地坐在我家沙发上，我递给她苹果，她接过来放在茶几上。
几年后，我们说起那次相见，她说，那天我表现出的无处不在的幸福感深深地刺伤了她。幸福感、刺伤，我惊讶的望着她，有点不敢相信这话是从她嘴里说出的。她这些年一直陷在那种粗糙、不堪的生活里，我已经习惯了她对周遭事物表现的那种麻木、漠然的态度。忽然间听到她这样一番话，心头的震荡真像是经历了一场地震。原来她的敏感、骄傲还没有被生活全部吞噬掉。可是当一个女人对人生已经绝望的时候，她徒留下这一点自尊又如何。
时光转瞬过去了十几年，岁月流逝中，太多的事情都发生了改变。有一天我和她说起她的梦，她沉默了许久。沉默过后她说：我现在只想一件事。是啥？我问。“我希望我现在一下子就到五十岁。五十岁我就可以领养老保险，可以再也不用这样子劳累了。我睁大眼睛盯着她，她不理会我的震惊自顾说，没错，我就是愿意一下子变老。我小声说：老实说我没法理解。她瞥了我一眼接着重重地叹了声长气。后来，我时常想起她那声长叹。一个女人她如果不是对人生绝望到底了，她不会说出我愿意一下子变老这样的话来。
一个女人当她被命运一次次的交付出去，当她在人生路上遭逢一次次的坎坷、磨难，当她把这些坎坷、磨难都很宿命的接受了下来的那一刻，这一刻她在想什么？是否那时她就让自己陷入了对人生绝望的边缘？终于泥淖深陷中她说累了。听着她说想一下子变老，她的话让我沉重，心象被一块大石坠着沉到了湖底。无数次的我曾想问她，为何就一次次的允许自己在命运面前软弱。难道除了接受，她在命运面前就不可以选择坚强吗？哪怕有一次她选择了坚强，她的人生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