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加注意你会发现，在我们身边那些比较活跃、乐于冒险的人，受到伤害的几率会大些，同时他们在更多的历练中抵御伤害的能力也便更强；相反沉闷又安于现状的人们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就小了许多，一旦危机来临，他们面对危机也显得脆弱无力。这种现象造物主也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呈现出来，比如我们习惯与使用右手和右脚，（左撇子则相反）那么看下你的右手和右脚，通常其中的伤疤会更多一些。这样也造成了右手右脚的灵活度、力度强于左手与左脚。
在我的右脚上就有两处伤痕，一处在外脚踝下方，伤口下面大一些，斜向上方延伸并逐渐缩小。下面伤口深的位置缝了六针，现在看上去好像卧了一只小壁虎。这是大学毕业不久架设菏日复线铁路大桥时，架桥机上的小台车给我留下的纪念。另一处则比较隐蔽，藏在脚掌的前部，中趾下方三厘米处。虽然这处伤痕出现的较早，但留给我的记忆却更深刻一些。
应该是我十五岁那年，中考前不久，因为我还能清晰的记得当年去近一百公里外的县城参加中考时，我在右脚鞋底对应伤口处挖了一个两厘米见方的洞，是为了走起路来伤口不至于太着力，疼痛会小一些。也担心别人以为我是个瘸子，所以走起路来强忍着每一步的隐痛，小步缓行，当时的样子一定很滑稽吧！
要说起那次受伤的事，在这之前我要啰嗦几句当时我生活的环境，我初中学校在邻近的一个村庄，学校建在村庄的最南面，学校被两米多高灰色的石头墙围了起来，靠西面三排门窗破烂不堪石头房子是教室，东面一排是办公室。办公室前面宽阔的土地是我们的操场。体育课跑步的时候，大家一起跺起脚来，于是尘土飞扬，不多久老师便让大家停下来。学校的大门向东开着，出了校门，一条四五米宽的泥土路，横穿一层层台阶一样的土坡向南蜿蜒而去，不足一公里便到了山脚下，山上铺满累累的碎石，没有一棵树，几乎寸草不生。偶尔一只受惊的蜥蜴从脚下一闪而过，如曾经流逝的青春岁月。光秃秃的石头山实在引不起我们的兴趣，而那一层层土坡与田地却成了我们的乐园。当地的饮食习惯每天只有两顿饭，我猜测过这个习惯的原因，更早的时候生活贫困，人们食不果腹，常常吃不上饭，能剩下一顿也是无奈之举吧！于是早上孩子们去上学是没有早饭吃的，我总是拿一块煎饼一边啃一边步行两公里去学校，九点左右回家吃早饭，下午三点再回家去吃晚饭，晚上六七点钟放学回家。这样每天早饭后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自由的，同学们会拿本书，到山坡的田间去，其实也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读下去书的，往往是一阵打闹，时间差不多了便跑回学校。最好玩的是秋天，在田间捉蝈蝈蝗虫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拿去烤了吃；也有时看四下没人，抱一些成熟的黄豆秸秆，飞似的跑到山脚下的大石板上，把豆秸点着，等火烧个差不多了，几个人围成一圈脱下外套拼命地扇，灰飞烟灭之后，石板上剩下一堆堆烤焦的黄豆，于是一拥而上抢了起来。那仿佛是世间最好的美味，吃完抹一下黑黑的嘴头，大笑着散开了。
初夏时节没有什么好玩的，早饭后我和小忠、华子躺在一处土坡上，晒着太阳，聊了几句闲话，他两个便把书打开盖在脸上遮住渐渐升温的太阳。太阳暖洋洋的，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一丝云，湛蓝的天空扣在大地上，让人心里感觉空空荡荡的。阳光有点刺眼了，我感到有点热，但还不至于出汗，我把眼眯成一条缝，总觉得眼角看到的天边有一条彩带，好像是在从一根毛线上扯下来的一丝，它从天的一边飞到另一边，接着又一条飞过去......渐渐的它慢了下来，慢慢地又模糊了，后来便消失了。
一阵清脆而不紧不慢的铃声突然从远处传来。我们三人一骨碌爬了起来。这声音太熟悉了，我不看甚至能判断出是哪位老师扯的铃声绳，这不紧不慢的节奏应该是带我们生物课的张老师。张老师有一米八几的个头，还算帅气，但总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好像生活在梦游的世界里。讲课时也是有气无力，每一句话似乎都要先用一些时间运足力气，可是一开口，好不容易运好的气一下子泄出了大半。我们不喜欢他，但也不讨厌他，因为上他的课你可以安心的睡觉。不用担心带体育课的班主任那样死命的揪你的耳朵，或者抬起他那蹭凉的皮鞋抽你的脸蛋。铃声最后的余音从我们身边飘过，我们三人站在高坡上越过学校的围墙看到张老师放下铃绳，站在办公室门口伸了个懒腰。
“快跑啊！上课啦！”不知是谁叫了一声，刚才响过的只是预备铃，上课还要十分钟。即使我们慢慢走回去也不会迟到，但那天不知道怎么中邪似的，我们三人如脱缰的野马向学校奔去。那个季节山边的田地不种庄稼，土软软的，我们并没有朝大路的方向跑，而是从一个个一两米落差的土坡上冲下来，顿时耳边生风，每到一处土坡便跨开大步一跃而下。就在其中跳下一处土坡时，我的右脚踩上了一段被削去仅保留大约两三公分的灌木茬上，当我预感到危险时，下落的速度与自身的重量已让我无法逃过这一劫了。接着感到脚下一阵专心的刺痛，我腿一软，身体也无法控制平衡，速度带来的冲量使我一下子向前飞出四五米远。还好土地是软的，只是一身一脸的土。两个伙伴从我身边跑过还回头大笑，他们以为我只是摔了一跤，也许马上觉得那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有些不对劲，便停下来折回到我身边。橡胶底的运动鞋看不出什么变化，他两个也不知道我哪儿受了伤。我痛苦的坐在地上脱下鞋子，没有袜子，翻过脚板，那个伤口便呈现在眼前。伤口不大，甚至没有流出多少血，但我想到刚刚那段木茬在那一瞬间刺入我的脚，我的心仿佛被一只冰冷的铁手一下子紧紧地扼住。
我在小伙伴的搀扶下站了起来，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但我还是装出一副轻松地样子说：“我们要迟到了。”
“我们去卫生是吧！”小忠老成一些，他首先提议道。
在学校的北面，穿过一条东西向的马路，便有一家乡村卫生室。那时的乡村卫生室一般只有一个医生，却能中西、内外兼顾，而我们要去的这家卫生室的医生是我一个近门的表哥，这位表哥的父亲是村长，家境颇为殷实。据说他多年跟一位当地的名医学习，得到真传，而且相貌堂堂，那时也不过二十几岁，算得年轻有为。每次我也在路上遇到他，我总会认真地对着他的脸清晰而略又紧张的打“哥！”，我却从没看到过他的眼神，有时能听到他“哦，”的一声回应，或者随便的点一下头。我一直觉得我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