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

一、

一九六七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各行各业停顿，一切为了闹革命。高年级的大哥大姐们穿上绿军装、腰扎武装带（军用腰带）、横挎黄挎包、臂戴红袖章、胸揣“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爬上火车去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
火车站里人海人潮，群情激动。我们几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本意是邀约去火车站看热闹，却因受不了激情场面的诱惑，偷偷地混迹在大哥大姐们中间爬上了火车的货车厢，因为我们没穿绿军装，所以很快就被解放军大哥发現了，说我们太小不能去，被硬请下了车厢。其实我们也并不小了，最多比那些穿绿军装的哥们姐们小那么一、二、三岁嘛，他们能去，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去？想想心里老大不服气。
眼睁睁看着火车驶出站台，别提心里多窝囊了。
算了！去不了北京，我们照样闹革命。我同两个发小——柱子和三儿一商量，跑去将因停课在家的校长“押”到学校，郑重地向他宣布：我们要成立红小兵。令其开据证明。凭着这张证明我们仨一文不花地刻制了一枚公章、印制了一面战旗和三个袖标。
三儿偷着将家里的凉衣竿拿出来擎起战旗，我们高兴得举起战旗沿环城主街道跑了三圈还嫌不过瘾。鲜红的战旗上那金黄的绣字，记忆犹新：毛主席的红小兵——小学生革命战斗队。

二、

一九六八年初。
多如牛毛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从政治态度的认知上发生分歧，决裂成具绝对冲突的两大派别。同事、战友、同学、父子、夫妻、兄妹之间因观点不同、派系不同而断交绝裂者比比皆是。两派成员争辩口角不断，直至大打出手。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先前的造反运动已将“公、检、法”机关砸烂，社会领域处于“无政府”状态。
时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在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时说：你们完全可以“文攻武卫”嘛。一时间，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纷纷选调精干力量组成武装自卫队。最初自卫队员们身着军装（无帽徽领章）、腰扎武装带、头戴滕帽（原始的建筑工人安全帽）、手持钢钎，意作为一种威慑趋势。但自卫队员们都是年轻人，血气方刚，一言不和，便持器械斗，每天都会发生流血事件。此时又遇一些驻地部队暗中支持观点相同的派系，以群众组织抢夺枪支的形式，半送半就地提供出一些轻便武器，如手枪、步枪、手榴弹等，迅速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间的武装斗争的升级和蔓延。
我所在的小县城那时有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大兵团（简称“红大”）和毛泽东思想革命大联合司令部（简称“革大”）两派組织。“红大”率先受到了驻军支持拥有了不少枪支，在街头巷尾里打得“革大”节节败退、落荒而逃。“革大”对此极其不满，八月中旬联合重庆“反到底”兵团，筹划抢劫驻地部队和武装部枪支弹药。一天深夜，“革大”和“反到底”组织了十卡车人员分别从驻地部队和武装部抢得了大量武器弹药，并立即开始对“红大”进行了军事围剿。“红大”因准备不足加之弹药稀少，死伤众多、被迫撤出了县城。九月初，“红大”获重庆“八一五”司令部支持，集结数千成员携轻、重机枪、迫击炮、榴弹炮反攻县城。是夜，炮声隆隆、枪声大作，急促奔跑的脚步声、拉响枪栓的机械声、惊慌失措的惊叫声起此彼伏。天刚蒙亮，胆大的我们急忙赶去“革大”总部所在地的县一中看热闹，只见教学楼和办公楼都被摧毀了大半，死伤者遍地都是，不计其数。“红大”成员正往板架车上搬运尸体，运往郊外掩埋;劝降伤者“投诚”以换取获医。
后来，还听说过“红大”的女子敢死队，个个头戴钢盔、身系披风、脚穿马靴、腰插双枪，孤军深入“革大”驻地的云门镇，风卷残扫，打得“革大”部众落花流水。我还亲眼目睹“革大”聚集数百之众，携各式轻、重武器，乘汽车渡轮逆渠江而上去攻打“红大”驻地的小沔镇。
两派的武装斗争持续了一年多。一九六九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各派群众组织要实行大联合的“最高指示”，武装斗争才逐步停息。一九七Ｏ年，中共中央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下令收缴群众手中的枪支弹药。八月初两派组织分别举行了缴枪大游行，缴枪队伍四人一排从县体育场出发，各式手枪、步枪、卡宾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榴弹炮、手榴弹、地雷等武器展示绵绵延延拖了几公里远，场面蔚为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