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有很多故事。
岳父的每个故事都是出自岳母的口中。
岳父的每一个故事都富有传奇色彩，都充满着惊险与艰辛，充满着爱与恨。
岳父少年时家里很穷，他父亲在他九岁时就去世了，家里只有一间茅草房和几件给地主干活的工具。他常常梦想，有一天自己能挣到大钱给母亲盖一间像样瓦房，自己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所以，十二岁时经哥哥的介绍就到沈阳给日本人打工。打工领取的第一份工资他就去买了一张跑马票，结果中了奖，当岳父激动地跑到兑奖窗口领奖时，却被一日本人拦住，非说岳父手中的跑马票是他丢的，硬是从岳父手中把票抢走了。岳父恨透了日本人，一气之下就辞去了日本工厂里的活。后又经人介绍在一家商铺做小工。一天岳父在柜台外面捡到了一沓日本人的钱币。他没敢声张，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晚上去了哥哥家，把钱交给哥哥，说让哥哥给他先保存着，等他回家时把钱交个母亲。可几个月后他要回家看望母亲向哥哥要那沓日本钱时，哥哥说那钱在老家不能花，他早把钱还给了日本人。其实岳父知道哥哥是在骗他的，钱一定是被他赌掉了，面对比自己大几岁的哥哥他也无可奈何。一气之下，回了老家，就再没有回沈阳做工。他恨日本人，也恨城里人。
在岳父十八岁时，解放战争打响，国民党的部队到处抓壮丁。岳父同他们村的好几个伙伴都被国民党的军队抓了去。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天天挖战壕，筑工事，吃不饱，穿不暖，还常常挨当官的打骂，所发的津贴都被当官的给克扣去了。岳父他们受不了这种非人的待遇，在一个月黑风大的晚上，他和同村的几个伙伴一起从国民党的部队里逃了出来。当他们一路要饭回到家时，他们家乡已经解放，家里分得了土地。不久辽沈战役打响了，解放军到他们村征兵，岳父带头报名并动员从国民党部队逃出来的几个伙伴，一起参加了中国人解放军。
岳父是一个命大的人，入伍后他们跟随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参加了无数次战斗，一路南下，打到海南岛。和他一起入伍的伙伴有几个都牺牲了，可他却仅仅受了一点皮外伤。但战争的残酷和行军的艰辛也使他经受了无数次生死的考验。听岳母说，岳父南下时由于条件限制，睡觉时几乎全是和衣而眠，身上的虱子一抓一大把，他们常常点上一堆火，把衣服翻过来，在火堆上抖衣服，每抖一下衣服，都会听到噼噼啪啪的响声，那是虱子被火烧的声音。当岳父行军到湖南岳阳时，由于水土不服，加上酷暑和潮湿，岳父皮肤溃烂而且十几天没有大便，肚子涨得像西瓜一样，首长让他转到后方医院治疗，可他坚决不同意，他说：这点小病比起牺牲的同志算什么，坚持坚持就会好的，他还说，不打倒反动派我决不下火线。就这样吃点卫生员给的药继续前进。谁知病情越来越重，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指导员找来了当地医生，给他看后说，这位孩子已经没救了，你们给他做点好吃的，让他上路吧。炊事班就给他送来了一碗肥肉片，岳父想反正没几天活头了，死也不当饿死鬼，硬是把一碗肥肉片塞进了肚里。可没想到，吃完肥肉片的第二天他竟拉起了肚子，拉了两天后，那病却神奇般地好了，连身上的溃烂也痊愈了。
海南岛解放后，岳父他们所在的部队经过休整后被整编到工程兵，而后又一路北上，参加了新中国很多重点项目的建设，他也从战士提为干部。在参加酒泉机场建设时，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时岳母已随军，并带着三个孩子，虽然部队还能按时领到一点粮食，但对岳父的五口之家来说那点粮食只能维持生活。听岳母说就在部队营房门口的山沟里常常可以看到被老百姓丢弃的孩子，有的已经饿死，有的还在动弹在哭。当时部队的官兵和家属看到这样的场面都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的孩子也在饿着肚子。有一次岳父带着车给部队拉粮食，回来时眼看就要到营房门口了，被老百姓拦住，有的直接躺在汽车前面，哭着要借点粮食。岳父看着一个个面黄肌瘦，饥饿难耐的老百姓，突然决定把拉回来的粮食就地分给老百姓。老百姓拿着粮食走了，可单位的官兵及家属却没有吃的了。单位领导把岳父狠狠地批了一顿，并要他想法解决单位的吃饭问题。岳父一气之下就带着几个战士进了祁连山。两天之后，回来时竟拉回了一吉普车的黄羊，这下单位领导高兴了并表扬了岳父，之后部队成立了打猎队，由岳父任队长。
岳父随部队调入北京后，他又参加了抗美援越，一去就是三年。又一次经受了战争的考验。他们是工程兵，常常战斗在密林深处，筑工事，修机场。除经受蚊虫叮咬、毒蛇骚扰、疟疾、登革热等疾病的困扰外，最危险的还是美国飞机的轰炸，那飞机常常从他们头顶掠过。有时飞机的尾流竟把他们吃饭的碗盘吹得乱飞。有一个晚上，疲惫的官兵正在睡觉，炸弹突然在营地炸响，一颗炸弹就在岳父的蚊帐外爆炸，和岳父铺挨铺的一个战友被炸死，可岳父却没有受伤，是一条蟒蛇救了岳父的命，那条蟒蛇当时就盘卧在岳父文帐的外边，挡住了飞向岳父的弹片。
岳父的部队回国后，他被分配到河南省兰考县任武装部部长。当时，全国正掀起向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学习的热潮，岳父作为军方的代表，常常去看望和慰问焦裕禄的家人，并带领民兵开展向焦裕禄学习的活动，和兰考人民一起治内涝、治风沙、治盐碱，经常和民兵吃住在训练场和田间地头，一干就是十年。
这就是岳父的故事，一个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故事。
岳父是一位不苟言笑且干练、威严、说一不二的军人。在他四个孩子的眼中，岳父是他们的榜样和骄傲，是一座巍峨的大山，是一座宽厚的大坝，是一位完美的好父亲。而在我的心中岳父则是一位生活严谨，做事严肃对子女慈祥的首长和长辈。
然而，就在岳母去世前两个月的一个晚上，岳母给我讲了岳父另一个故事，也是岳母给我讲的岳父最后一个故事。岳母说，这个故事她对谁都没讲过，包括她的儿子和女儿。
那是在全国解放后的第三年，岳父所在的部队从海南岛调到广州市驻训，对于岳父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在战争的硝烟中生存下来的年轻军官来说，有一种浴火重生的喜悦与骄傲。面对眼前的花花世界，他们就像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三排长陈喜那样受到资产阶级“香风”的熏染，忘记了我军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扔掉了有补丁的布袜和布鞋，换上了锃亮的皮鞋，并且给家里的书信越来越少，后来竟有半年没往家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