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过漆黑的煤窑
那天,我穿上一身崭新的工作服,跟在团书记的身后,一步不敢拉下。从很高的井口向下走去,一步一个阶梯地走到了一个车站点,就是小矿车的站点。人们管这种小矿车叫“蚂蚁车”,我们就乘这样的车下井。我们这些新分配
那天,我穿上一身崭新的工作服,跟在团书记的身后,一步不敢拉下。从很高的井口向下走去,一步一个阶梯地走到了一个车站点,就是小矿车的站点。人们管这种小矿车叫“蚂蚁车”,我们就乘这样的车下井。我们这些新分配来的复员兵,今天是第一天下井,只是跟着团书记到井下来熟悉一下情况。没有工作任务。
长这么大头一次到矿上来,只知道矿上总出各种事故,我的邻居就有好几家的男人死于矿难。其实,我为了躲开接我父亲的班下井,才去当兵。可谁想到,复员后还是按父亲单位分配就被分到了父亲的煤窑。看来是命。怪不得孔子把自己奔波了一生也没有推行出去的政治主张说成了——命。瞑瞑之中的事还真说不清楚。
跟在团书记的身后,我们还真不知道走出去多远。一个个笨笨哈哈跟头把式地终于走到了“掌子面”。“掌子面”很热,我的内衣已经被汗水侵湿了。本来我就上气困难,再加上从“掌子面”飘出的煤尘就更让我有熄息的感觉。“掌子面”的工人光着膀子,身上流下的汗水于身上粘着组成了花花道道的痕迹。再看矿工的脸,一个个像包公似的黑脸上露出白花花的牙齿,他们的形象令我有些胆寒。我将来就这样吗?没有人回答我心里的疑问。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放炮了。”打断了我的思路。
和炮声一起落下来的大大小小煤块夹着煤尘让我什么也看不清了。头上的矿灯发出的灯光光束在煤尘里像一节木棍。这些晃来晃去的灯光就像几个人在挥舞着格斗的木棒。许久后煤尘才一点点地散尽。从煤尘里走出来的矿工身上、脸上又被涂上了一层煤面子。要不是他们之间非常熟悉那就谁也认不出彼此了。在这里没有人坐下来歇一会,也没有人顾及自己是什么形象,都像安排好了似的闷头干活。灯光下的煤块像镜子一样闪出锃亮的光芒。这么大、这么靓丽的煤块还真让我分外地喜爱。怪不得书上称煤为“太阳石”。
井下最窄的地方人将将能侧身走过去,最矮的地方人刚刚能爬过去。最吓人的顶板让人不敢在下面停留。我真真地领略了人们说的“四块石头夹块肉”。可真正吓人的地方是眼看着顶板上的2。0粗的木头咔咔地被顶板上下来的力压断了。煤发出沉闷的声音(当然得老工人能听得到)。险处重重。
几天的见习后,我们这些复员兵开始了重新分配,我被分到了掘进二段。段长是个高高大大沉默寡言的人,一眼看去就看得出是个没有文化的人。但他对我还算说得过去,从没有骂过我,还让我在每天的会前给大家读读报纸。书记和段长正相反,是个瘦得跟线黄瓜似的人,眼睛很大,说话慢声斯理的还真有几分部队指导员的样子。团书记长得又白又胖,白胖得让人感觉不像个男人。他好象看了我的档案,他对我用一种让我听不出来什么意思的腔调说:“我们这里养不住大鱼,你迟早得离开这里,小伙子是有发展的。”也许是我当时喜欢听这样的话吧,反正我没有感到他说的有什么不对。“天生我才必有用”、“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那时的我感到前途无限光明。
时间能改变一切。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人重用我这个“人才”。我的期盼像气球被扎——消气了。期盼没有了,人就如行尸走肉。每天看什么都烦、听什么都烦,大有一副别惹我,烦着呢的架式。母亲说:“别乱花钱了,攒点,好留娶媳妇。”我没有好腔调地说:“攒那玩意呢,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死了给谁花啊。谁能嫁给我啊?”
那是在全国宣传张海迪的日子里,段长对团书记说:“让小王露露手,这期参加全市比赛的黑板报让他给美画美画。”于是。我用粉笔画的张海迪一炮打响,出名了。名是出了名,可名不能改变我的工作啊,也不能发挥我的长处啊。打这以后机关工会一有什么宣传就把我借去,可就是没有调我去的意思。一是工会有一个虽然没有水平但“门子”硬的美术干事,二是我要去了得超编。再说我也没有“门子”啊。
机关工会有一个女工委员,人说话温文而雅,长得苗条白皙。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对我有了爱慕。那个美术干事也对我说那次集体看电影女工委员找我要和我一起去。后来她也三番五次地约过我,都被我含糊其词地推托过去了。我一想我的样子,就没有了勇气。这事硬让我给拖没有了。也是命吧,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这么想的。
我的组长叫“大鳖犊子”人长得黑,下井的时候他的脸上落没有落煤尘都一样看不出来。眼皮把眼睛全部盖上了,只留一道细缝。他的个子不高就是那种“车轴汉子”的身材。说话很难听出个数,整天骂骂叽叽,没有一句不带脏话。他领我们六、七个人干活,有三个算是大工,我就是后到的小工了。掘进的工作就是开掘出一个独头巷道,这种工作的运行中就怕出现“关门”。“关门”就是后路被封死了,进不去空气,人就被憋死了。所以在工作之时得先“叫顶板”看顶板有没有落顶现象。而后是“打眼、放炮”运木头。木头是直径2。0,长2。4米,重百八十斤吧,都是一些硬杂木。我们的工作是架几架“棚子”赚多少钱。而后按大、小工分配工资。我虽然当兵出身,但我在部队里基本没有干过体力活。说起来也可笑,我的个子1。73,虽然不算高大,也说得过去,但在我的家里。我的哥哥弟弟都比我高,连我的姐姐和妹妹的个子也比我高。我在家里就是又瘦又小的了。在我们班组里我还是又瘦又小。他们戏称我为“书生”。并说秀才不缺钱。小工就得扛木头、运木头、扒煤、锯木头,总之就是全是累活。记不得几次了,我坐在木材料堆旁暗暗地流泪,我使出浑身的劲也扛不起来那些硬杂木头。我的一个同学也来扛木头,见了我的样子,不住地叹气,他说:“白瞎了你的一身才干!”他边叹气边帮我扛完了木头。临走后对我说:“别舍不得花钱,叫钱帮你找个适合你的地方!”我哭笑不得,我是抱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啊。我父亲下一辈字煤窑,两眼“墨黑”,哥哥又是个工人,家里没有一点“门路”,看来只能听命运安排了。
“大鳖犊子”刚开始把工钱给我分得很少,而且还对我骂骂叽叽。我真的没有在意,到不是我对他大度,实在是让我感到按劳分配非常合理。可后来他让我自己找地方,不要我了。说我是个白吃饭,我无言以对,只有默默无声。
另一组的组长姓党,人送诨名“挡不住”。他一幅刀条脸,脸上不长胡子。两只手青筋暴露,说话声音洪亮,咬文嚼字。浑身上下有几分豪气。就见他大骂一句“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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