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婆的村庄住过我的童年
我像是父母的罪人,因为我是一个女孩。所以当我用头打开道路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注定了我离开母亲怀抱的命运在劫难逃。刚会学步,父母便将我投递到幼儿园和其它小朋友拥挤在木制的围床上,每个周末我望眼欲穿地守在幼
我像是父母的罪人,因为我是一个女孩。所以当我用头打开道路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注定了我离开母亲怀抱的命运在劫难逃。刚会学步,父母便将我投递到幼儿园和其它小朋友拥挤在木制的围床上,每个周末我望眼欲穿地守在幼儿园方形的进口处,等待姐姐领我回家。
两岁的时候,我被母亲腹中另一个小生命驱赶到千里之外外婆的村庄,开始了一段鸟语花香和童年。那个年龄我无所作为,只能牵着外婆宽大的衣摆在村落和庭院里出入,我也学她的样子,盘腿坐在用桔杆编织的草席上看她烙饼或者做着粗糙的饭,让狼烟把眼睛薰蚀的流泪。我还会跟着外婆走很远的路,让一路的尘土紧追随着低矮的裤管,回她的娘家,看她的父母和兄弟。他们高高大大的样子就像一棵棵树,挡住了从更高处泻下的光线,我几乎是慌忙地从他们手里抓过递来的果子之类,然后躲在外婆的身后。我还会,坐在外公驾驭的马车上,从村口到田间,一边输送肥料,一边拉回丰收的成果。我白晰的皮肤很快就被乡下坚硬的风吹得接近于土地的颜色,柔弱的肢体也在乡野的历练中,健壮起来。
我外婆的家是村庄里最大的宿舍,她的三个儿子又统帅着各自的小宿舍,而用膳则集中在外婆的大食堂。外婆是个勤劳的厨师,在她的食堂里,一日三餐给她的孩子和孙子们供应着面条,稀饭还有花卷以及让香气四溢的加了葱花的油饼。十八张嘴都是仰仗了外婆的一双手。吃了饭,他们便分散到各自的巢穴里,安歇休整或者忙着造人的准备。
外婆的庭院很大,这是富农成份留下的遗产。
……我因为只知道外婆家的成份,所以在小学每学年入学填写表里家庭成份一栏,我都要环视四周,确定无人关注才会写下这两个字。这个成分很让我尴尬,我以为我穿有带小补丁的衣服足以证明我的贫下中农身份这样一个实事,可老师说不行,你得填写上你家先祖的家庭出身。因此一到开学的日子,我都会变得惶恐,有意回避开同学的注目。后来我才知道,家庭成份是以父系为根基的,而我的父亲是贫农。这样我又欢欢喜喜地当了几年贫农的子女——外婆的庭院是村上三十多户人家里最大的,似乎在冬天可以浇注一个不小规模的溜冰场并让孩子们在此完成最基本的滑翔。沿北的一排房子是我大舅一家的安乐窝,东侧的两间是二舅一家的小天地,西侧一排较大的阵营,是我外公外婆发号施令的地方,同时住着我的三舅一家。
那时的地全部归附于生产队,人也不例外。除了外婆以外,所有的成年人都会在上工的钟声里,一同扛着农具出门,然后在太阳偏离最初的轨道时相继集中到外婆的食堂里。外婆婆供应自然都是免费的,给她的后裔们没有一丁点的吝惜。而他们也在得到充足的碗中物后,或蹲或坐在庭院里,端着大碗往各自的嘴里输送着维系生命的营养。大舅的长子视力不好,他便得到外婆单独小灶的恩惠,隔三岔五就会捧出一碗与众不同的被加工过的酱褐色猪肝。他吃得小心翼翼,让我眼馋的口内生津。我这位哥哥也不过十多岁,待他姑姑的女儿视同亲生小妹,他会看懂我眼里和面部表情传递出的渴望,于是,毫不吝啬地分出一些放在我的掌心。可是我这个哥哥无论消化了多少猪们的肝脏,最终也没有越过视力的障碍,不过五十岁,他就双眼失明。我舅舅后来在电话里说起的时候,我就想,如若当初我没有剥夺掉他充足的药理治疗食羹,是不是就可以拯救出他的光明?
我稍大一点,便可为外婆做事,在她的吩咐中,完成口头授于的任务,比如跑到庭院外的地里拔些泛着青光的红薯叶子,洗净,撒进沸腾的开水里,等着与面条汇合。再稍大一些,我还会替她把羊赶进围起的栅栏,把鸡哄进它们的集体宿舍,或者从母鸡们温暖的身体下面摸出带有母鸡体温的鸡蛋。
我也有自己的小伙伴们,她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外婆的庭院和我会唔,我便丢开外婆的视线,与她们一起玩起山重水复的游戏。累了,困了,回来倒在仍在忙碌的外婆的腿边。
在外婆的村庄里似乎到处都是我的天堂,便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也能看到我的影子被拉长或是缩短。
我一直找不到为什么从中学起,我再也没有留长发的欲望,后来我找出一条很牵强的理由,我以为是从小受了“长辫”的拖累。我的“长辫”是由青绿的香草的须状叶子编成的,一直延伸到我的腰间。拖着这条自然物质缔结的“长辫”,我在毛主席去安源的石雕前演过李铁梅,演过小常宝,还有自编的叫不出名堂的剧目和人物。如果放在现在讲,我大约可以算是一个称职的文艺宣传骨干了,我常常昼起夜伏,用我的歌声证明我的存在以及我的与众不同——观众都是与我相等年龄的人。卸掉辫子,我还会和小伙伴一起玩空中的游戏,站在高高的树梢上试探自己的胆量——乡下的果树居多,尤以柿子树枣树为多,我外婆的正屋的房檐边就有一棵硕大的枣树。它一直高过了屋脊,所以半棵树的枝叶就搭在屋顶,遮住了青瓦上的苔藓。四岁的时候,我就学会了爬树,这棵枣树是我最早的俘虏目标,它粗糙而宽泛的树杆没有泯灭我向上攀缘的斗志。
夏天,外婆庭院的枣树下,会停放一辆纺花车,当它被外婆擦拭一新时,我便知道,离过年不远了,因为它会纺花、织布做新衣。我在枣树下的阴影里陪外婆纺花,听纺车“丝丝”的咏叹调。外婆的右手转动纺车的手把,左手的棉条在升降中扯出连绵不断的线。然后她开始经轴,架布机,“哐当哐当”地喧嚣一阵,便在院落里挂起各色彩条布,以深蓝居多,这些布匹将会在过年的时候被制成棉衣、夹衣和单衣,成为裹体和保暖的衣裳。
那时候我很少想过我的母亲,几乎忘记了我还有个城里的妈妈。乡下的孩子管妈妈叫娘。可偶尔外婆当着他人的面提起妈妈的时候,我还是会很得意,因为我的城市有火车,我就是坐着火车来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玩伴便会堆起向往的神情,并在我的描述中,找出家里的板凳、石块摆成一条线路。一条板凳或石块就是一节车箱,坐在上面,嘴里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他们还会好奇地问,坐在上面想去哪就去哪吗?我说是。他们都想去北京,我也想。于是我们跨上去,想像着我们坐上火车上了去北京。没人知道北京在哪里,不知道的地方这里的孩子们都会遥想成天边,那是对遥远地方最朦胧的定义。
外婆的大女儿是大姨,像妈一样。她会在农闲的某一个上午出其不意地从另一个村庄,来到外婆的村庄,来看她的父母还有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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