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选

——故里钩沉（40）

1973年底，我从大鲁道初中毕业。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考上考不上的问题。因为我的学习成绩虽说不算太好，但也绝对不能算太孬。掐头去尾，我估计上高中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放假之后，我就心情放松的去疯玩了。直到年关将近，有一天去赶烂市集，碰到鲁道小学的高存战老师（当时，大鲁道中学与小学同处一校），他问我收到录取通知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那就够呛了。当时我没有缓过神来，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被录取的同学应该已经收到通知书了。我这才认真起来。回来以后，我一问同学们，果然不少人已经得到了录取通知书。这一下我傻了。赶紧找到学校老师问，老师说，今年高中录取新生，不看考试成绩，全凭推荐与选拔。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政治背景。原来，文革一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要求：1，废止现行的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办法；2，高级中学招生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报纸上还专门发表文章，批判现行的教育升学制度，并列举了它的三大罪状：1，它严重的违反了党的阶级路线。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分数挂帅；不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2，它突出业务，贬低政治，鼓励走“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严重阻碍了青年革命化；3，它是新的科举制度，束缚了革命青年的思想，使他们不能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本来这一政策并未完全实行，但到了1973年，出现了著名的张铁生“白卷事件”。张铁生是辽宁一个农村生产队的队长，经推荐他参加了1973年的招生文化考察。他自知文化基础很差，凭考试成绩肯定考不上大学，就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引起了辽宁省负责人的重视，将此信发表在《辽宁日报》上，并加了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白卷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都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人民日报》于8月10日也转发了这封信，并把这件事上升到了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的高度，从此，文化考察就基本废止了。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参加了今年的高中招生的。老师告诉我，“你的主要问题在于你外祖父家的（地主）成分。在研究你的问题时，都觉得如果你被录取不上，实在有点委屈，结果将你列为最后一名。可是在录取的时候，被你的一位同学又给顶了。”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就不用多说了，就是对我的全家人来说，打击也是够大的。因为全家人一直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样一来，希望就彻底毁灭了。父亲对此更是愤愤不平，他找到我村在大鲁道中学教学的李堪君老师询问情况，李老师将情况一说，父亲立时就爆炸了。他说：“你看着，将来我家没有教学的，我就不叫孩子上学。”回到家，母亲埋怨说：“你冲人家李老师发火干什么，又不是人家的原因。”
我的情绪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整天饭不思茶不想的。母亲见我这样子，心里也十分难受，觉得是自己的出身耽误了儿子；父亲的心理压力一点也不比我小。他开始四处投窗户，扒门子，亲朋好友中凡是有点门路的，他都托了一个遍。动不动就请人家喝酒。我有个远房表叔，在献县文化馆工作，借他到我村来拜年的机会，父亲将他请到我家里，好酒好菜的招待，希望他能帮我一个忙，找个学校上，结果是白请了一次；公社工作队的老牛，曾经是我二大爷的部下，父亲也托到了他那儿，客没少请，到头来仍是空劳一场。我懂的父亲的良苦用心，看他为了我上学的问题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我对父亲说：“算了，已经把法想尽了，认命吧。不过，我一定会努力挣出这个庄稼地去。”四处努力无着，父亲也只好认头了。于是，我就拼命的学习。那时，爱好文学的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每天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我还要利用每一点时间读书、写作，每天早上，鼻子眼儿里都是黢黑的煤油烟。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最后总算凭着一支笔，挣脱了与土坷垃打交道的命运，也算是为父亲争了一口气吧。不过，尽管现在不会有人因为我是初中毕业而瞧不起我，但是，那一段经历，总是在我的心里留下一种隐隐的痛。每当我来到一所高中学校，我都会思绪万千；我总会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那些大学毕业的青年人。是谁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权利呢？时耶？命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