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

老师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共产党员夏明翰在即将被反动敌人杀害前作的一首诗。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这是正义伟大的事业。共产党人在与丑恶敌人的斗争中付出了生命，牺牲前无论说、写了多么脱离文学规范的辉煌语言、文字，后人也应会把它当作珍贵的烈士光荣遗物的——后人不会要求革命烈士在就义前写严格遵守客观文学规律的文字，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足以令后人崇拜，他们生命的美丽足以压倒天上的彩虹，令后人羡慕不已。有革命烈士的这种精神和生命，对后人来说，就足够了。可是，革命烈士夏明翰光荣牺牲前却还要按照传统五言绝句的压韵规则写诗，还要动用哲理，——这，就是做学的辛苦与严肃。
夏明翰烈士写这首诗时，所处的体内、体外环境都是恶劣的。烈士所处的体内环境是饥饿与敌人毒打他所产生的伤痛，体外环境是罪恶脏臭、恐怖的牢房。后人读了他这首诗，得到的是一种从容、慷慨与安全的感觉；残暴的敌人，恶臭的牢房，恐怖、饥饿等等因素，通过烈士的做学艺术，留给后人的似乎只是一首富含革命斗争真理的“顺口溜”——小朋友们甚至可以像读《登鹳鹊楼》一样琅琅上口地朗读。
做学是主体（做学者）对客体（客观世界因素）的定向（记录加工）反映过程，做学一得成（成果）就脱离主体而归于他人（社会公众，客观存在）所有、享受。做学成果是真是假、价值是高是低，都得经过客观世界裁判。做学者若要使自己的成果真正且价值更高，就得认真对待做学，克服、无视做学之苦。
做学成果反映（表现）的是真是假、价值高或低的问题，而不顾及做学者做学时所遇到的问题。做学注定要辛苦，理由应出于是。
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做学，连纸和笔都不是为他创作而提供的，只是丑恶敌人要他写“供词”“认罪书”而为他准备的——客观环境极其不容烈士做学；更不用说做学时，丑恶的敌人随时都可以破门而入毒打他或将他押赴刑场。——然而，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却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杰出的一部，由此可见烈士做学艺术（含决心、信念、无视苦痛与严肃等等因素）之高。
在投身于革命事业，被敌人逮捕，受尽敌人折磨身处危难中，能保持自身色彩到最后，就够值后人敬佩赞颂的了。烈士洋洋洒洒大篇幅《可爱的中国》——实际上只要在壮丽升华的生命血衫里写“可爱的中国”五个字，就足以值得后人敬慕、瞻仰。烈士写的并不只是“可爱的中国”五个字，而是巨篇《可爱的中国》中又容纳有无数篇“《可爱的中国》”，文中用言真实、修辞恰当、句子符合逻辑，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以正义力量创作，艺术追求还是达到如此境界，可见做学之严肃、辛苦。
后人读《可爱的中国》，读到其中某个段落，或许这个段落就是烈士遭到凶残、卑鄙敌人审问拷打后，带着满身伤痕，回到牢房用鲜血直流的手写成的！不知同学们读《可爱的中国》时有没有这么想过。
《资本论》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宝，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期间，生活波动几度陷入窘境：或许家里米缸都差不多空了，或许外面逼债的又来了，或许某个无所事事的流氓借机闹事，向马克思工作的房间里投掷了一块石头，石头落到了《资本论》的稿纸上，差点打中马克思的手——在这么差劲的条件下，马克思不还是一丝不苟地创作？马克思做学也辛苦，又不乏严肃。
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一段时间他是在野外的茅屋（“绿色的办公室”）里为人民制作革命方案的。或许暴风雨就要袭击茅屋了，列宁的做学意志又岂会被这样的恶劣因素打乱？列宁的做学又是一个辛苦，又是一个严肃。
做学要求人严肃认真对待，要求人付出辛苦，却不管人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