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早在遥远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先生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先生在诗中所赞美的这种原上草，按我的理解应该是那种我们随处可见的那种野生草本植物，在田间地头、草泽湖畔、荒村野径中，这种植物触目皆是，从来没有人注意过它们重视过它们和管理过它们，风里生雨里长，生命力极为旺盛，自由自在而蓬蓬勃勃，生存得很顽强很坚韧也很灿烂。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一些城市街头、庭院楼台、别墅园林中，还有另外一种人工精心养植的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每天都有人定时浇水松土、施肥修剪、呵护备至，但其生命力却总是显得脆弱而娇贵，稍有疏忽，就可能枯萎死去一大片。类似的例子我们在动物身上也能找到，一些家养圈养的动物如我们都熟悉鸡狗猪羊等，其生命力普遍都不如野生的来得顽强而彪悍，两相比照时，其灵敏度、健壮性及强悍程度，后者都远远要优于前者。
前些年曾经由作家王蒙等人发起讨论过作家该不该被国家养起来的问题，其结果是不了了之。而事实上，现在大多数的作家还在被国家养着，他们有固定的单位、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而且有些还有相当的行政职务，可以享受某某级别的待遇等等。这种状况对于作家的创作是不是有利呢？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前些年笔者有幸参加过省作协召开的一次创作会，会上就曾有作协领导感叹说，前些日子他们曾经接待过一个罗马尼亚的作家代表团，这些来自东欧的作家曾经和我们的作家一样，有过被养的光荣历史，但自从东欧国家原有的体制解体后，作家们的被养状态也就随之结束了，现在他们要靠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和勤劳的双手来养活自己，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能不能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不再是靠行政命令和国家传媒来强行灌输给广大读者了，而是要靠残酷无情的市场来检验，于是，便有一些作家在谈到现在生活困顿无人领养的窘境时，深深怀念起解体前那些被养起来的美好岁月，转而对我们国家的作家们的现状艳羡不已。因此我们这位作协领导就完全有理由感叹自己被养起来的优越和舒适。
当然，单纯从生存的角度来看，被养的确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能被国家以某种体制的形式供养起来，不但头上罩上了所谓作家的光环，而且还可以间或在国家规定的刊物上发表一些无关痛痒或歌舞升平的文字赚取几个稿费补贴家用，确实是一件美事。但这种状况对真正的文学创作是不是有益呢？这些被养起来的作家在人格品性和道德操守上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变异和退化呢？他们是否还具备真正作家应有的深刻、尖锐和独立不羁的品格呢？我看就很值得商榷了。从我们国家现有的作家现状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那就是主流作家与非主流作家，或者换句话说被养的作家与野生的作家。所谓的主流作家，也就是那种被国家大大小小的文艺机构养起来的衣食无忧的作家，他们占了绝大多数，有些人还被委以重任，把持着报纸、杂志、出版社及其他一些的传媒工具，代表着某种国家赋予的权力，通常以领导和权威自居，形成一种事实上话语霸权。尽管这些人的水平良莠不齐，有些人实在难以称得上是作家，但他们所处的地位却是十分牢固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蛮横。他们不但享有堂而皇之地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衣食无忧或空洞无物的文字的特权，而且还肩负着引领大众鼓舞人心紧跟潮流哗众取宠的重任。不应当否认，在这些所谓的作家中，也曾经有过那么几位一度写出过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的作家，但他们的那些曾经的辉煌到后来都成为他们获得被养资格的法码，一旦登堂入室，委以重任，便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俨然以学界领袖文坛班主自命，从行为到文笔都越来越脱离群众，根本无法写出与大众甘苦共知的作品，勉强写出一些文字，也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饭桌上的调情和被窝里的感悟，这样的文字矫揉造作苍白无味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只能是文学中的赝品和垃圾，其遭到广大读者的冷遇和唾弃是必然的。近几年来文学阵地日益萎缩和文学作品的日益远离大众，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与此相对应的是，非主流作家们的生存状况就要艰难得多，他们没有国家承认的身份和地位，也很少能够在国家规范审定的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所应有的话语权和话语空间，很多人只能沦落为小圈子里的孤芳自赏。但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一群人的存在，我们的读者才能稍稍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看到一些更个性化的文字和更率真的表达。近几年来网络文学的方兴未艾应该看作是这种以往只能靠非法的民办刊物勉强生存的野生作家们可以开辟和利用的另一块阵地，使他们暂时找到了一个勉强可以立足的舞台，这些网络文字因为其率真自由和更贴近大众的特点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尽管网络文学目前还存在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种种弊端，但惟其有容乃大兼收并蓄，才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野生作家的命名，当然是相对于大多数的被养起来的作家而言的，卑微的身份和被放逐的命运决定了他们要游离于主流之外，因为没有被养的荣幸眷顾，因而也就少了很多被养的顾虑和感恩，没有那么多的患得患失争风吃醋，相对而言，他们的意识更纯净，他们的思想更自由，他们的情感更真实，他们的表达也更舒展，事实上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更接近于文学发生的本质，他们生于民间长于草泽来自基层，对众生百姓的现实生活有着最深切的体会最切肤的感受最刻骨的感怀，他们的文字往往是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就是建立在对大多数处于最基层的群众的同命相怜的基础上的，而决不是建立在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中和宣传模式里，所以他们并不会轻易地盲动或听命于某种形势需要而堆砌文字，更不会象大多数主流作家那样赶潮头、跟风向，以达到风光一时领袖群伦的目的。他们自觉地与主流社会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始终站在一个作家所应采取的是审视和理性的角度，观察、思考、分析着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人们最为真实的生存状态，揭示其弊端，洞察其荒谬，鞭挞其丑恶，褒扬其美善。其实这也就是一个作家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最基本的价值立足点。作家不是政治家，太多的政治激情只会使其头脑发胀盲目冲动，空洞而激昂的口号有可能殆害社会误导群众；作家也不应是幕僚、师爷和刀笔小吏，揣摸意图、跟风命笔、狐假虎威，只会是作家队伍中的败类和投机分子，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