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汉不可爱哲学

懒汉，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能爱哲学的。但是，在俄罗斯杰出小说家安东?契诃夫（1860——1904）笔下却出现了一个特例——爱哲学的懒汉安德列?叶菲梅奇。
安德列是一所距铁路两百俄里的县城医院的医师。在他接掌医院的时候，这所医院的“外科病室里丹毒从没绝过迹。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支也没有”，而他的前任，一个老医师不仅纵容“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齐向病人勒索钱财”，还亲自偷卖医院里的酒精，并“罗致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据此，叶菲梅奇断定这是一个道德败坏，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的机构。但是，他认为，“偏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丑事都是必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们都会转化为有益的东西，如同粪便变成黑土一样。”于是，在接掌医院的管理大权后，除了替医院购置装满了两只柜子的医疗器械之外，他容忍医院里的一切坏事、丑事照旧。他本人最初还比较勤快，每天接诊三、四十个病人。可日子一长，他认定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在他看来，人是注定了要死的，而痛苦呢，反而可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更重要的是，病人生点病其实没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原本就没什么内容，再要没有痛苦，就会完全空虚。于是，他很快就对份内的工作也心灰意懒了。
当然，偶尔安德列还会到医院里去替病人诊一下病，而所谓诊病，也不过是随便问几句话，发点挥发性油膏或者蓖麻油之类的药品，从不动手术。但是，这种欺骗病人——对，安德列知道这是欺骗病人的事，很快就让他烦了。于是，在随便看过五、六个病人之后，他便把位置让给信教的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依奇，让他一边要病人向上帝祈祷一边替病人开处方，然后到他的私人诊所里去买药。
一回到家里，安德列就开始看书。他最喜欢看的是历史和哲学书，“医学方面，他却只订了一份《医师》”。他总在书桌上放上一小瓶酒、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盐渍苹果，然后一边咬着腌黄瓜或者盐渍苹果下酒，一边看书，悠哉游哉地等着他的厨娘给他开饭。他有一位朋友——邮政局长哈依尔?阿韦良内奇。阿韦良内奇是一个容不别人尤其是手下和顾客和他争辩的人。一旦遇上那种情况，他就会涨红脸，周身发抖，用雷鸣般的声调叫道：闭嘴。但是，他认定安德列是一个智慧和高尚的人。所以，他很愿意经常在傍晚时分来到安德列家里，一边喝着安德列的厨娘替他们端来的啤酒，一边听安德列讲生活是恼人的牢笼，唯有找一个喜欢归纳与分析的人在一起，“说一说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来消磨时间，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关在牢笼里了”之类智慧的话语，然后再谈一谈过去是多么美好之类的话题。他总是对安德列说：完全对。我同意。于是，安德列虽然并不觉得他是最理想的谈话对象，也很愿意和他一起消磨掉整个黄昏。更深人静，安德列偶尔会想起医学和医院方面的事，认识到“我不正直。我从人们手里领了薪水，却欺骗他们。”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也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中的一小部分，对此无能为力。因此，要怪也只能怪时代，不能怪他。这样一想，第二天他又可以照常继续他悠哉游哉的懒汉生活了。
一年春天的某个黄昏，安德列偶然走进了医院的一个特殊病房——第六病室。
第六病室里关着五个疯子，其中害着被虐狂的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出身贵族。他父亲是一个贪官，被捕后死在监狱里。其时伊万还是一个大学生，父亲每月给他寄六、七十个卢布，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穷”。父亲死后，他忍饥挨饿替别人抄写文书、教家馆，挣钱养活母亲。不久，他缀学回到老家所在的县城谋了一份教员的职使，然后又做了一段时间法院的民事执事吏。他性情激烈，老是把话题扯到一件事上：“在这个城里生活又无聊又烦闷，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暗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荡与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挨饿；这个社会需要创办学校、立论公正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演讲、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他很孤僻，经常一个人躲在家里抓起随便什么书贪婪地看。有一天，他在路上看到两个警察押着一个犯人在行走，便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被抓起来，被警察押着在街上走。后来，城郊山沟里发现了两具死尸，伊万总担心别人会把他当疑犯抓起来，便躲进房东的地窑。恰好两个翻修炉灶的工人来到房东家里，伊万知道他们是工人，但是，恐惧告诉他他们是警察假扮的。于是，他帽子也没戴就从房东家里飞跑出来。他感到“全世界的暴力合在一起，正在追他”。最后他被人们送进医院，再过不久，又由安德列?叶菲梅奇下命令关进了第六病室。
第六病室里的生活如何？单讲一讲唯一的看守尼基奇就可以想象了。尼基奇是一个退伍兵，在人间万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人的安份守已。因此，他相信对人是非打不可的；“要是不打人，这个地方就要乱了”。因此，他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暴打那五个疯子，“毫不顾惜自己的拳头”。不能说他的拳头没有份量，但是，那些疯子是否就完全如他所愿，全部变得安份守已了呢？
疯子既是疯子，又是正常人。所以，在和伊万谈过一番话并受到伊万的猛烈抨击之后，安德列反而感到他终于找到了唯一配和他谈话的智者。从此，他经常独自跑到肮脏的第六病室里去，坐在伊万的床沿上，和伊万辩论种种高尚的哲学问题。伊万渴望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而他则劝伊万接受并理解现实。在他看来，“社会在防范罪人、神经病人和一般不稳当的人的时候，总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因此，伊万应该充分运用他的智慧，把第六病室和监狱、把监狱和县城、把这样或那样的生活都看着是相同而没有差别的，因为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免受外界的困扰，保持心灵的平静，就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幸福了。伊万当然不吃他这一套，于是，安德列受到了更强烈的吸引，更频繁地跑到第六病室里来。他不知道，他周围的人们已经通过他这一行为把他看成了一个“不稳当的人”，进而甚至把他看成了一个疯子。
疯子当然不应该继续掌管医院。于是，县里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对安德烈进行了智力测试，然后由邮政局长阿韦良内奇出面劝诱安德烈向县里递交了辞呈。随后，出于友情，阿韦良内奇又主动陪安德烈到莫斯科等地旅游，散心。在华沙，阿韦良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