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离之东乡”考证
作者:微衷时间:2024-11-15 02:24:30热度:0
导读:有关朱元璋出生地的考证,关键是充分掌握相关史料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论证和综合地分析。弄清朱皇帝自述中关于其出生地“钟离之东乡”的确切位置,这个问题无疑是解开此历史之谜的关键。统计朱元璋御撰史料中有关出
有关朱元璋出生地的考证,关键是充分掌握相关史料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论证和综合地分析。弄清朱皇帝自述中关于其出生地“钟离之东乡”的确切位置,这个问题无疑是解开此历史之谜的关键。
统计朱元璋御撰史料中有关出生地的内容,可知:朱皇帝最早于1363年在《朱氏世德碑》中宣称自己:“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其次,1366年8月,朱元璋准备讨伐张士诚,在建康告祭大江之神时,曾曰:“予生于濠梁,乃庶民也……乃正王位,建国曰吴。”
最后,是在洪武二年乙亥(1369年),初立凤阳皇陵碑时,先由朱皇帝口述,后经过文臣危素等润饰成文。其中提及“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
从此,朱皇帝再没有对自己的出生地,作其它的重申和补充。所以,从先是“钟离”、“濠梁”、到最后确定为“钟离之东乡”实为朱元璋真实意愿最明确地表达。根据朱皇帝自述中,三次提及自己出生地的时间顺序,可知最后特别添加的“东乡”两字,包含着非常关键的方位信息。
有些学者在研究“钟离之东乡”的具体位置时候,认为:“明光市在元明清三代都属于盱眙县,在元代并不是钟离县的辖区,持“钟离之东乡”即是“明光”说法的人,自己也感到不能自圆其说,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就非常含混地说:明光山“或元时地属钟离”。如果其地连钟离县辖区都不是,怎么可能称为‘钟离之东乡’?”的疑问。
因此研究钟离建置的沿革,以及与明光地区之间的辖属关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根据《宋史》中相关记载可知:明光地区自明上溯最晚隶属于濠州钟离所辖的时间,为有史料记载的南宋绍兴年间。由于元代统治不足百年,南宋未和明初的明光地区又都重新隶属于濠州管辖。因此,虽然元明清三代明光地区确实不是直接隶属于钟离,但与濠州钟离之间还是有传统的历史渊源。同时必需注意的是:明光地区与钟离之间、与盱眙和钟离之间,在辖属关系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一、钟离范围的认定
由于钟离国的记载,史料相当匮乏,只有在《左转》、《史记》、《水经注》上有零星记载。随着蚌埠双墩1号墓和凤阳卞庄1号墓,古钟离国君父子墓葬的相继出土。考古专家根据两个墓葬之间距离推算,古代钟离国东西距离应该在200里以上,范围包括淮河中游甚至中下游地区。另据唐杜佑撰《通典》卷第178记载:钟离郡东至淮阴郡四百二十里。南至庐江郡三百三十里。西至彭城郡界九十五里。北至临淮郡二百二十里。东南到永阳郡二百二十六里。西南到寿春郡二百二十里。西北到彭城郡四百五十八里。虽然钟离郡的管辖范围历代时有增减,却依然是相当广阔的。而称呼明光地区,为钟离说法的例子。如“梁武帝天监十三年……于钟离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筑土,合脊于中流。”后来宋代文豪秦观于1069年,针对上述事件所作的《浮山堰赋》的序中,同样有“作浮山堰于钟离”的记述。浮山为著名的“淮水三峡”之一,不但位置于当时盱眙县淮陵乡的最西北端,距离凤阳临淮关一带更有百里之遥。
那么在朱元璋自述中的“钟离”,是否就是唐宋时期古钟离郡的含义呢。在朱元璋御书《中都告祭天地祝文》中有“人皆曰:古钟离可。因此两更郡名,今为凤阳,于此建都。”这种“钟离”即是指“古钟离郡”的说法在朱皇帝其它的御制文章中也多有相同地表述。同时在凤阳出土的永乐三年“赵母朱氏太夫人墓志”中,也有“夫人姓朱氏,古钟离郡西乡人”的记述。从当时描述地望的风俗习惯中,亦可作旁证。
虽然元代将明光地区与濠州钟离分属淮安路和安丰路。但由于元代国祚太短,对于当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习惯地顺延元代以前的建置。同时,立志“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朱元璋,在描述“钟离之东乡”的方位时,其中的“钟离”的辖区范围,则明显是以唐宋时“古钟离郡”为参考标准的。在中国古代盛行的称谓之中,地望称不但是一种尊称,而且一般有出生地、族望地、为官地三种含义。可见将当时盱眙县所辖范围内的明光地区,称为“钟离”,并非仅仅只是朱元璋个人的喜好,而是源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继承。
二、“钟离之东乡”即为灵迹乡之根据
据《凤阳新书》卷5:“洪武十六年三月十六日,户部尚书郁新等于奉天门早朝,钦奉圣旨:凤阳实朕乡里,陵寝在焉。昔汉高皇帝丰县生,沛县长,后得天下,免期丰沛二县之粮差。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朕起自临濠,以全乡曲。”从营建龙兴寺当年的此道圣旨之中:“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人们,朱元璋出生地与凤阳县之间并无关联的信息。
作为广有四海的洪武大帝,其大故乡观念的气魄与非同一般地看待问题角度,自然也非常人所及。《太祖宝训》(吴元年公元1366)十月乙己,太祖御戟门,与给事中吴去疾等论政务,因谓之曰:“吾以布衣起兵,与今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皆乡里,所居相近,远者不过百里。”另外,在朱元璋亲撰《大明皇陵之碑》中,文中有:“住三载而有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的文字,描述郭子兴于定远起兵响应反元的故事。而其中的“南厢”无疑是专指位于凤阳县南面的定远县城。由此可见:“钟离之东乡”所指即盱眙灵迹乡,实朱皇帝惯用的措词方式。同时在中国古代文言文中,有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今称为通假或者通借的修辞方法。在古文中“乡”字与“向”字通假的例子非常地常见。结合盱眙地区具体地表述方位的习惯,也可以看到极其相似地记载。如清代邑人王效成在为盱眙县治西清心亭所作的《清心亭记》中,就有“外门东乡”之句。后文还有“堂左为榭为廊,皆北乡,临大淮。”的描述,可见“东乡”之意,实为“东向”。所以“钟离之东乡”,当然也可以直白地理解为“古钟离之东面方向”。
因此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记有:“盱眙县唐兴、灵迹二乡,即皇陵碑所谓钟离之东乡也。”万历时泗州知州曾惟诚在其所撰《帝乡纪略》中,亦有“今乡名亦自洪武后改称灵迹”。又有“太祖生钟离之东乡,即盱眙之唐兴灵迹诸乡也”的描述。据康熙《盱眙县通志》载:盱眙县所辖共八乡。而位于县西南方向,即现在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