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理想在现实中泯灭

导演杨德昌这样评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件，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甚至小明自己都是凶手。”
记住这句话，我们在欣赏这部长达四个小时的电影时，就可以沿着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去看：这个环境是怎么形成的，最后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谋杀。
故事发生在60年代初的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男生小四是个总是处在学校帮派对立旁观者角度的好学生，一次邂逅家世不幸的小明，两人十分投缘，小四萌生情愫。可是外表清纯的小明却并非人如其面，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为了生存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这使小四心痛不已，他耳闻许多关于小明的传言，决心帮助小明改变，但是小明断然拒绝，失望愤怒之下小四将原本为情敌准备的刀向小明捅去，小明当场死亡。小四被拘捕，判入狱15年。
这就是影片构成的主要内容框架，一般的导演可能会将其处理成一个充满冲击力的青春悲剧，但杨德昌不是，正如本文开始时所讲的他对这部电影的评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件，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甚至小明自己都是凶手。”看完影片我们可以感觉到，杨德昌其实是利用这样一个故事在对成年人的社会进行观察与反思。影片中的中学生其实是社会上成年人的缩影，而由他们构成的世界也正是成年社会的缩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承袭了杨德昌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一贯关注和对复杂叙事技巧的特殊喜好，影片叙事方式曲折，人物众多，在杨德昌的镜头下，故事讲述的流畅自如，场景转换游刃有余，确实是大师级作品。
小四本是个本分的学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家人中，父亲是个意气风发、固守传统甚至到有些迂腐地步的公务员，母亲则是一个知书达理，深谙世事的代课教师。大姐漂亮迷人师从母亲。二哥跟小四的表现相反，不被家人重视但其实很懂事。二姐热爱传道。小妹还在向青春过渡。这一家人是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与跟他们同样经历的家庭都住在一个叫做“眷村”的地方。然而当时，台湾在政治高压下动荡着，充满危机。不久，小四的父亲被毫无缘由的审查，母亲被免教职。虽然后来父亲被放出，但人已经丧失了勇气跟斗志，精神委靡，惶惶不可终日。
而小四在经历了屡次不被学校公正对待，又时常耳闻目睹周围人充满暴力与征服的世界后，尤其是他颇为崇拜的哈尼的死，父亲的崩溃，以及他奉若天使的小明被他人轻蔑的指责时，他的心理防线也逐渐垮掉了。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对抗现实的残酷，可惜，他绝望的发现，即使是他深爱的小明，也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小四：小明，只有我知道你，只有我能帮你，我是你唯一的希望！
小明：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以改变的……
小四结束不了这个世界，可是能够结束“和这个世界一样”的小明。但是，结束的又岂止是小明的生命？小四的刀难道没有结束自己对于生活的最后一点希望？青春的最后一点理想吗？
恐怕唯一没有结束的，就是现实的司空见惯，漠然处之，以及对于涉世未深的人们理想的抗拒。
影片结尾处，小四被判徒刑，他的朋友小猫王去探视但不能见面，于是留下磁带告诉小四自己的情况。可是这盒磁带，被监狱管理人员信手丢进了垃圾桶，这就是现实。
其实从某种角度而言，小四的行为更像一个斗士，但是从他的结局来看，做个斗士，远不如做个妥协者更好。不知道这是杨德昌的无奈，还是我们每个人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