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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以《关雎》为代表的诗三百作品,不仅以极高的起点开拓了诗歌王国的最初的疆土,不仅以健康的审美始终规范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方向,而且蕴含着惊人的生命智慧,以其清爽的诗风、高雅的艺术、原始的尊贵,净化人心,
以《关雎》为代表的诗三百作品,不仅以极高的起点开拓了诗歌王国的最初的疆土,不仅以健康的审美始终规范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方向,而且蕴含着惊人的生命智慧,以其清爽的诗风、高雅的艺术、原始的尊贵,净化人心,审美人生,引领后人修身、尊礼,启发人生大智慧,获得人生的终极快乐。
“和谐为美”、“美善统一”的审美原则,其实就是儒家“中庸”、“天人合一”、“人格之美的自我塑造”、“礼乐治国”等生命智慧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审美体现,以利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修养,以利于现世社会和谐秩序的形成,以利于田园牧歌之理想的实现,以使中国人今生便获得快乐、幸福。
“中庸”在《关雎》中,体现在男子对美丽善良姑娘的思慕、追求之苦而有度,爱的纯真而有节制,毫无淫邪之思。“发乎情,止乎礼义。”“不淫”“不伤”“思无邪”;体现在姑娘的美且善,并在清爽、朦胧的审美氛围中,心动嫣然,含而不露。“《关雎》便好像是人生与艺术合一的一个宣示,栩栩然翩翩然出现在文学史的黎明。”(《诗经别裁》)男女相悦是人之常情,但怎样相悦、怎样相爱却是人生的一大要义。《关雎》表达了诗作者对那些初入情场者提出了应有的态度,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易于疯狂的爱情中保持几份理性,通过礼乐之器这些文明的手段来展示自己的技能、展现自己富有魅力的地方,从而吸引美丽女子对自己的青睐,在平和之中达到爱的真纯,这就是君子之爱。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诗经》所代表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强调冷静反思,重视克制自己,排斥感性狂欢,在理智的监控下有限地满足人的感性需要,在“和”的中庸尺度下来塑造、陶冶人的情感。《关雎》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中庸”作为一种大智慧,长期以来被斥之为“折衷主义”、“滑头主义”遭到不应有的批判。“中庸”首先是一种修养的境界,是一种与西方两分法所说的是非观念完全不同的思想修养境界,有节制,有理性,“无可无不可”以达到思想的平衡、安静,从而以一双智慧之眼,火眼金睛地看世界,却淡然睿智,不为外物所伤;其次是一种处理事务的方法。中者,中正、中和也。庸者,三个意项,1、常道也;2、不易也;3、用也。“中庸”就是以“常道”寻求事物之间达到平衡和谐的智慧方略。“中庸是宇宙非常美的方式、中正平和、对称相平的一种思考的方式。”(郭齐勇)是古代中国人观察天地宇宙联系社会人生之后,获得的一种与日月同辉的生命智慧。“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礼记?中庸》)儒家有自己的原则,寻求的是秩序、合理、和谐与圆融,我们从君子小人的不同态度中就能看到其中的曲直。
孔子有一个学生遍体鳞伤地跑来,问孔子,老师你看我被父亲打得,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跑,置父亲于不义?后来学生又跑来高兴地说,父亲打我,我跑了,孔子说你为什么要跑让父亲心生郁闷?这个故事看似矛盾,却蕴含着“无可无不可”的“中庸”的大智慧,为什么不可以既不被打又不让父母生气呢?也许大多人想不清楚,而想清楚的过程就是修养的过程。中国人不讲究是非,不然会变得异常痛苦,成人小孩莫不如是。孝庄皇太后以中庸之法寻求各个重臣之间的平衡就是大智慧;康熙皇帝幼年登基,也承传着中庸的大智慧,明知鳌拜打破了平衡,心中暗恨,却极力保持平衡,时机到来方才找草除根,自保无误,保存自己以图未来,鳌拜自己打破平衡,却未能以己之手再建平衡,只能自取灭亡;后康熙明知明珠、索额图结党营私,却不动声色,仅以平衡之法使其互相消弱,而后才予以清除,付出最小的代价,以达最完美的结局,这便是“中庸”超人的大智慧,绝对不是折中、滑头,也不是简单的没有是非。如今人们接受西化,以西方人强烈的是非观念左右人的思维,用之小孩,小孩痛苦,用之成人,成人痛苦,莫不如是。
《诗》不是装饰,不是点缀,不是只为修补生活中的残阙,而真正是“人生的日用品”(顾颉刚语),《关雎》便好像是人生与艺术合一的一个宣示,栩栩然翩翩然出现在文学史的黎明。孔子主张“礼乐治国”,体现在诗论上,就是诗歌的诗教原则,“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同上)“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同上)无礼则乱,无乐则滞,天在上而不自傲,地在下而不自卑,不越俎代庖,惟安分守己。儒家重视夫妇之德,有很深的用意,家庭的和谐便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札记?礼运》)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老夫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观察欣赏《关雎》之始末,无不符合礼乐之约束,爱而思慕,反侧失眠,琴瑟以友之,钟鼓以乐之,借以儒雅礼器以审美地表达爱情,绝对不会“我爱你”、“我爱死你了”、“没有你我活不成”等等,肆无忌惮,疯狂地“伤”且“淫”,渐将男女之淫、伤引向社会,以致礼乐崩坏、道德沦丧。《关雎》的礼乐之美将诗歌之美与儒家和谐美好之理想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可惜的是,文明传承的过程中,“乐”作为天地和谐的文明精神,却失传了,因此后人只能在以《关雎》为代表的诗三百的阅读中,领悟其中的生命智慧。
《关雎》之君子爱淑女,君子是儒家修养中的“君子”,淑女是美善结合的“淑女”,这其中承载着儒家修养的“人格之自我完善之美”。“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的这段话提出了人格修养的六大境界,一曰善,满足人合理的欲望;二曰信,行动不背离人本性中固有的仁义;三曰美,将仁义礼智信贯穿到言行中;四曰大,美好的道德人格表于言行且光照四方;五曰圣,以到的人格化育天下苍生;六曰神,乃最高境界,神秘莫测而不可知。《关雎》人格之自我完善之美,在于“大”的境界,将美好的道德人格溢于言表且光耀四方后世,儒雅之美爱不逾于矩,将“人之大欲”及社会和谐之始,借助琴瑟、钟鼓发挥到完美的地步。
儒家以弘扬人性的方式,肯定了“人之大欲”的爱情,肯定了婚姻家庭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