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必然的泡沫
自有了阶级就有吃政治这碗饭的，叫仕途也好，叫政治生命也罢，反正都是那么回事。有统治者就有被统治者，有当官的就有当兵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过，能锦衣玉食，就很少有愿意粗茶淡饭的，除非不得已或故意为之，作为庸人我也难免其俗。
我对这方面缺乏研究，不知道参加工作前的职务是否算数。如果算的话，这一段我要交代几句。不过小学五年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小学五年我和那个时代一样虚无缥缈。尽管那个时代是轰轰烈烈的，可我却灰头灰脑，别说班长，就是小组长也没干过。这并不是我能力差，是我调皮、年龄小。六岁刚过，家人就把我赶进了学校，恕我用这个“赶”字。整天在家调皮惹事，在进行了无数次拳脚教育之后，已经再懒得费事的父亲对母亲说：把他赶到学校圈起来算了，省得操心。听听，父亲竟然用赶猪进圈的思维来对待儿子的智力开发。其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所以，流着鼻涕的我就成了一名小学生。
年龄小，个头也小，加上不安分，我就自然而然成了同学锻炼拳脚的靶子。在经过无数次抗争和哭喊之后，老师让我原地踏步一年。留了级我年龄还是偏小，但与以前比起来有点扬眉吐气了。气得天天吐，不吐不行，可眉不能随便扬，年龄大的同学眼珠子一瞪，我还是乖乖听话。拳头子里面出威信，那时我还比较聪明，知道惹的起就惹，惹不起就躲，根本不像后来在仕途上明知不行还不自量力，搞的头破血流。
初中两年和高中两年我都是白板一块，倒是第二次高考复读时老师给了我一个副班长头衔，不过那会儿高考忙的焦头烂额，我这个副班长也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可能就是因为这点“资历”，到师专读书时老师让我当上了一个小组长，虽有点降职使用，可发饭票值日打扫卫生，我干的有滋有味。
参加工作前我的“政治生命”也就这些。

2、偶然的大院
大院其实并不算大，占地大约二三十多亩，它“大”的含义不在物质面积，而在于它的政治含义，它集中了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和一些要害部门，在平民百姓眼里，它是衙门。大院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修建的，都是红砖平房，八十年代中期我到这里工作时，这些建筑都已显得相当落伍，可在当初建造时一个县委书记被撤了职，在那个思想和物质都朴素的年代这已算豪华超标了。
在一个闭塞且小农意识官本位意识相当浓厚的小县，大院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气氛，至少在农民眼里如此，没进大院之前我就有这种感觉。进入大院就意味着身价和权利，大院像美丽的魔女诱惑着那些馋涎欲滴的心。至少我是如此。
其实我进大院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那时，刚二十出头的我正在乡下一所中学教书。那会儿社会正流行校园歌曲，而在校园内却流行着教师转行。当时百废待兴，人才匮乏，县里各部门都需要有文凭的年轻人，而我们这些师专毕业的年轻人却被圈在校园里。三尺讲台当然栓不住我们躁动的心，可留在学校教书的都是一些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农家子弟。眼看着外面世界红红火火的自己搀乎不上，哪个急啊。然而我还是走进了大院。因为一个学生的家长在县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一次这个家长到学校看孩子，在与我的同事言谈中透出政府办公室要找资料员的信息，当时同事就推荐了我，说我们这里崔东汇能写。其实所谓能写是同事抬举我，当时是矬子里面选大个，要是现在就我这两把刷子，可不敢好强逞能。主任临走很随意地留下一句话：他要想到政府上班，就让他找我。当时我回老家帮父亲割麦子，回来后同事对我说，你快去找找吧，这是个好机会。我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马上骑车到县城找到了这个副主任。我汗流浃背进门，副主任正在改材料，抬头瞪了我一眼，说你等等。副主任忙完，我作了自我介绍，副主任头靠在藤椅上眼睛盯着屋顶，打着官腔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嘱咐我写几篇文章送来。别说客气，就连让坐的话都没说一声。站着回答完毕，我就被打发走了，前后也就两三分钟。
出门后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子，来时的种种美好设想都在副主任的官腔里变成了泡影。不过，我还是把自己连夜加班精心构思的两篇文章第二天恭恭敬敬送给了副主任。副主任看了一眼，说扔桌子上吧。见我不走，副主任说十天后你再来。十天啊，关系我命运前途的十天，我实在揪心，有两次给学生上课读课文我都读串了行，学生在下面嗡嗡乱吵，不知道崔老师在搞什么教学“革新”。第十天，刚上班我就提心吊胆走进了副主任的办公室。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副主任面带微笑让我坐下，说李县长看了你的文章，写的不错，下周一来上班吧。就这么简单，我兴奋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回去时我是一路连唱带叫，路人们都侧目而视，以为精神病院的病号跑了。近学校时我大撒把，不小心栽到路沟。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学校却不同意。理由是我是班主任骨干老师。不同意也要走，我来硬的。校长见挽留无效，举手放行。带着被褥，当离开这个消耗了我两年青春的校园时，面对送行的学生和老师，我心里竟产生了酸酸的留恋。这里毕竟是单纯的，一旦走进宦海沉浮的大院，吉凶难测，况且自己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小人物。

3、必然的坚守必然的结果
大院果然是另一个天地。
第一天我就被安排值班。宽大的值班室，沙发电扇，面前三部电话，这些都是我在学校都从未享受过的东西。在学校是两个人一间的宿办室，每人只有一张破旧的桌椅，没有电扇沙发，全校只有一部电话还让校长锁在抽屉里。环顾四周，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全县有中学二十多所，可县政府只有一个，全县那么多的青年教师，只有我自己坐在了政府办公室，能不自豪吗？尽管接电话下通知搞记录我忙的不亦乐乎，可心里高兴。而那些比我早进办公室的同事都悠闲地打扑克、聊天，甚至端着白开水划拳喊叫，我都不在意，觉得这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一连值了十几天的班后，一个本乡籍的同事悄悄告诉我：你找领导说说，不能老替别人值班，他们捉你大头呢。我才恍然大悟。一位领导生病住院，办公室几乎都悄悄去陪床伺候了，我却不知道，更可气的是一个小头目让我替他值班，他去医院主任那里值班，尽管那里乱哄哄的根本不需要他，他也挤在那里以示忠诚。对领导人的个人私事上都是个个争先恐后各显神通，而且都是彼此隐瞒，生怕别人知道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