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母出身于书香之家，父亲是教师，曾经任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叔母本来可以读完中学，但是，在重男轻女的社会，她只念完初中一年级，就与叔父结了婚。他们婚后不到两年，与我们分了家。我的感觉，她是十分乐观的人。她爱唱歌，嗓子也较好。什么“十朵莲花”，“流亡三部曲，”“何日君再来”等，我都是最先从叔母口中知道的。
解放后，叔父被判了刑，她要供养一男两女的生活，自是十分困难的。她外出挣钱，小孩没人照顾，就搬来与我们住在一起，以便瞎子奶奶好照顾。叔母同我母亲一起背煤炭，赶乡场，种庄稼，作为没有肩挑背磨过的她来说，披星戴月，早出晚归，自然十分辛苦。但是，她并无怨言，供儿养女，她并未失去信心。她二妹当时有工作，曾经要她丢弃儿女去帮人作饭，她舍不得儿女，没有同意。当时，人们观念已经大有改变，许多寡妇改嫁，许多劳改家属与丈夫离婚，都大跨一步，高门大户了。叔母没有那样，生活虽然苦，他并没有与我叔父离婚。她同我母亲一道，靠劳动养活儿女，同时受到周围的人的称赞。
1955年，我的远亲，某某某，受到诬陷被判刑七年，她同我母亲一道，为某某某作了证明，说她是冤枉的，使某某某的冤案得以澄清，于1957年被释放回家。
叔父在1957年满刑回家，她的担子轻了一些，她死了一个女儿，1958年，又添了一个儿子。1960年全国处于饥饿之中，家乡荥经首当其冲。叔父被迫出走，从此杳无音讯，不知死活。为求生存，叔母的观念大大起了变化。她成了生产队积极份子，成了妇女代表。1963年，叔母改嫁了。她嫁了一个石棉矿工人，让小儿子接了班，她与这人生有一个女儿，后来在省属中专毕业，参加了工作。
我劳改期间，怕株连其他人，一直未与他们通信。满刑后，我曾经写信给我的叔伯兄弟，他回信大骂了我一顿，说我辜负了父母，败坏了祖宗，要我从此不与他们相认。我见了那信后，决定不再认他们。1975年，我第一次从劳改队请假回家，在街上徘徊时，碰见了叔母。她叫我回去，住到了她家下，我只好去了。她向我解释了那封信，说是演戏。一是不知道我具体情况，二是荥经阶级斗争抓得很紧，所以那封信必须那样写。我只有苦笑了一下。我认为信上演戏，那戏演给谁看呢？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人家没有说不认我，我还有什么计较的呢？我在劳改队，根本没有亲人，连请探亲假都没有资格，这样，总可以每年请探亲假了。以后的几年，我都是每年请假回叔母家过年的。
叔母对人殷勤，招呼应酬，十分好客。很多时候，是诚心的，有时却是应付的。我与某某恋爱时，某某一来，她就拿出高级点心予以招待。在婚姻问题上，叔母曾经多次帮助过我，虽然未成功，但是总是一番好意。她对某某的招待是诚恳的。每次石棉矿的工人来她家，她都要打荷包蛋招待，这是一种应付，不过这也是出自内心的应付。
叔母出身书香门弟，早年思想朴实。随社会变化，她变得有些势利。说话做事，就有些虚伪。不过，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她维持了一个家庭，比起叔父逃离现实，是值得赞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