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别离得我们太远

电影《红高粱》直到今天也没有看过，不知道里面都演了啥。倒是红高粱的主题曲很响亮，电影公映不久满大街放，哇啦哇啦的，和老乌鸦似的没完没了。尤其小屁孩们最得意，扯着脖子吼，止都止不住，愈不让唱愈来劲儿，直到恐吓着再唱就成破锣了，才想着破锣不是好东西，停了喉咙。
巩俐火了，大家都把她当美女。但我怎么看也没看出她美在什么地方，好象相声里说的眼睛里缺墨水，巩俐似乎就少这样的内涵。但巩俐骨架好，北方人的缘故，丰满。香港娱乐报刊报道，巩俐是中国女明星中三围最标准的。利智、钟楚红、张曼玉、林青霞都不如她，于是一夜间巩俐几乎成了女性身材的标准模板。
巩俐参加国外电影节，服装很华丽，但气质很老土。似乎从开始，巩俐就被定型在乡村野妞的模式里，怎么也突围不出来。即使脱了戏装，换了行头，也无法改变她“俗气”的面貌。
巩俐的时尚很难都市。
大概这都是她的艺术风格惹得祸。
定型也就定性了。
电影《秋菊打官司》早就不新鲜的时候，我正在大学胡混。朋友谈恋爱，需要电灯泡，我是首选，因为我是最能拿得出手的。为了朋友的感情，我只好舍命陪君子。虽然有电影的免费报酬，但巩俐实在不是我兴趣范围内的，可没办法只能强忍着把别扭放到心里，全当朋友的女朋友比巩俐有水平耐看。
学校那时是露天电影院，投影不是银幕而是一堵高墙，粉刷得雪白。晚上，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电影，一边数头上满天的星斗，在这样的空间里欣赏电影心里会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城市乡土的气息和时代的纯真感觉。这样的感觉，今天反刍起来，会有一种深刻的意识：不是今天的时尚那么做作和虚情假意，而是心旷神怡的真诚和朴素。当代都市已经很难体味到这样的纯情，比如去年我回学校，还是老同学带路。我在大学门口等着，因为我简直都不认得自己的母校了，一派的冠冕堂皇，看不到原来的古拙和朴实。学校的味道已然被现代气息洗刷得面目全非。
那次在露天电影院里完整地欣赏了《秋菊打官司》，印象很好，巩俐的表演非常道地，几乎看不出表演的痕迹，很本色，非常有水准。可遗憾的是我对巩俐依然提不起精神，倒是后来朋友为了拍女朋友的马屁，请我吃馄饨才算弥补了丝丝缕缕不可言传的遗憾和怅然所失。
现在想来巩俐和馄饨比较，还是馄饨对我的诱惑更津津有味。
偶然有一天晚上从电影院路过，门开着，已经没人管了，于是抱了占便宜的心理，溜进去偷窥了一下。正放映《菊豆》，已经末尾了，巩俐和李保田还在黏糊，他们那个傻儿子疯了，在染坊里做怪，好象要杀李保田，红色的布幔在空中到处飞来飞去，像蝙蝠似的故弄玄虚。李保田最后是不是在这种所谓艺术的氛围里死跷跷了，至今我都寻找不到印象。
《菊豆》和《秋菊打官司》我总是弄混，可能都是那个“菊”闹得。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电视上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正吃饱撑得没事干，因为知道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是苏童，才抱了一点儿文学的兴趣多忍耐了一会儿。电影看了一半的时候，有朋友来找，于是才有借口把自己从电影中解脱出来，至于电影的结局是什么，到现在我都茫然。
巩俐最有“突破”的一部电影应该是《唐伯虎点秋香》，因为这是一部纯粹的商业娱乐片，而不是艺术片。这部电影在上海首映的时候，我恰恰在上海，也恰恰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外。那天周星驰来了，很有派，个子不高，穿着淡米黄色的风衣，戴着黑色的墨镜，脚上一双黑色布鞋，不伦不类别具一格，完全是香港土鳖的打扮。倒是他随身的一群保镖很精神，好象完全从电影中拓下来的一般，全部黑社会装束，令人望而却步。
那天巩俐没来，周星驰在电影院舞台上讲了一些废话，然后开始放电影。因为坐得远，又东张西望，电影演了什么，完全不知道。过了一年以后才看到影评，称该片是当年最烂的影片，巩俐是最差的演员。
若干年后我才完整地欣赏到这部影片。
和周氏眼花缭乱动感十足的无厘头相比，巩俐就显得宛若一个呆瓜。她那学院派正统的艺术表演被周星驰近于“神经质”的搞笑逼仄到了无用武之地，举手投足间充满了尴尬和窘迫。两种格格不入的风格强拧在一块，巩俐给人留下的印象大有“凤凰落坡不如鸡”的遗憾。
巩俐在商业电影的浪潮里迷茫了一阵之后，又回到她本真的表演路数上来，《漂亮妈妈》让她重回曾经熟悉的表演，她驾轻就熟地完成了她的本色，交上了满意的答卷，也再次为她获得殊荣。
但随后《周渔的火车》，让众多影评人大跌眼镜也不无感慨，巩俐已经到了出卖色相维持电影生命的地步。
无论《漂亮妈妈》、《周渔的火车》我只看到一小点儿片花，整部电影从没看过。因为我实在对巩俐不感冒。
至于她和张艺谋那点儿事，从开始就天翻地覆，毫无悬念。巩俐咄咄逼人地担当着第三者的角色，大有不得到张艺谋不罢休的架势，然而事情并非所愿，巩俐成了媒体攻讦和大众讨伐的对象。巩俐的情感世界弥漫着凄惶和扑朔的迷雾。
巩俐和张艺谋终究没有走到一起。而巩俐后来和洋鬼子在天安门热拥的照片却被披露在网络上，成为娱乐的焦点。
最近，巩俐加入新加坡籍又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其实，巩俐加入其它国籍根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这和国家气节民族精神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但很多人还是喜欢牵强附会，还是喜欢影射娱乐圈的是非，有钱人的狂妄、嚣张、奢侈等等。
昨晚上看香港凤凰台《名人面对面》许戈辉采访丘成桐先生，丘先生讲到他赞赏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国家有钱很好，可以花40亿办这样盛大的运动，但国家是否也会花同样的钱投入到科研中去，为国家、社会、民族做更大发展和推动？在中国很多需要研究经费的地方得不到相关的资助，国家也不投入。研究单位年级老的仗势欺人，用资历压制年轻人，年轻人得不到发展，他们的研究很困难。很多问题在中国得不到解决，可是同样的问题一到国外就全解决了，这是为什么？丘先生自己就有这样深刻的体会，他说我在中国工作做不了，没关系，我到美国去，研究的项目顺利完成了，那我为什么不到美国。丘先生的话很耐人寻味。
我曾经读到一份报纸，介绍某位中青年学者，在文革中自学经济，文革结束后在某南方大学任教，因为学历和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