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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宝岛台湾与祖国大陆一衣带水,两岸同胞骨肉相连。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浅浅的一湾海峡,阻断了同祖同根的两岸人民正常的往来,屈指一算,楚河汉界一划就是甲子六旬。如今两岸“三通”,祖辈、父辈们六十年难圆的
宝岛台湾与祖国大陆一衣带水,两岸同胞骨肉相连。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浅浅的一湾海峡,阻断了同祖同根的两岸人民正常的往来,屈指一算,楚河汉界一划就是甲子六旬。如今两岸“三通”,祖辈、父辈们六十年难圆的梦,我们仅仅用一个打盹的功夫,就梦想成真,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2012年6月26日至7月3日,我们一家四口跟随旅游团赴台旅游,也是一次圆梦之旅,借此,我们去探望了在台湾从未谋面过的舅舅、舅妈两位老人。
1948年内战形势吃紧,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眼看江南半壁江山不保,蒋介石集团事先做好了退居孤岛台湾的准备。我内人的一位亲舅舅,当时在浙江大学教书,迫于压力,就无奈跟随败退的国民党到了台湾。这一别,就与大陆的亲人两岸分隔,渺无音讯。
舅舅离开大陆的那一年才二十九岁,风华正茂,他虽尚未成家,但有了热恋的对象,从此一别,就是天各一方。重情重义的一对恋人,苦苦守望着那段坚贞的爱情,期待重逢聚首的那一天。然而,望断天涯路,无缘再见心上人。就这样,一直孤身在台相望的舅舅,等了整整二十多年,希望泡影才破灭,变成了绝望,直到他五十岁那年,才与现在的舅妈相识、相恋,成了家。
舅舅到台湾后,在台湾大学教书,后来又转到“台糖”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并在台南市定居至今。
说起舅舅和舅妈的婚姻,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舅舅认识舅妈的那一年,舅妈三十岁,舅舅五十岁,两人整整相差二十岁。文质彬彬而又帅气的舅舅,看上去并不出老,但在朋友介绍认识时,舅舅有意隐瞒年纪少报了五岁,而舅妈不知出于什么想法,却多报了五岁。一多一少,两人的年纪相差就只有十岁了。阴差阳错的虚报年龄,成就了一桩美好的姻缘。舅舅现在已经是93岁高龄了,日常起居就靠73岁的舅妈照料,这一对老夫少妻的婚姻,也算得上是相濡以沫,共度白头了。
舅舅在台湾,中年得子,后生一女。儿子很有出息,现在是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儿媳是台湾交通大学的副教授,两人在高科技研究领域和教学方面都有所建树。儿媳因研究成果突出,还被评为2011年第4届“台湾杰出女科学家新秀奖”。他们经常往返于世界和大陆各地,两岸的学术交流也频繁参加,这是父辈不能企及的。
由于表弟、表弟媳已经在2011年底到义乌来省过亲,留有联系地址和电话,因此我们到台湾拜访他们,也方便了许多。
6月27日晚,旅游团的行程安排是入住新竹日月光饭店,表弟夫妇俩当晚就赶到饭店和我们见了面。因为他们次日早晨5点就要搭飞机到英国去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所以也就没时间一起陪同我们到台南市去见舅舅了。好在旅游行程安排会经过台南,我们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
一路玩过了日月潭和阿里山,我们到了嘉义市。我们向台湾导游提出要到台南去探亲,因为当晚旅游团的下榻饭店在高雄,台南是必经之地。导游说离团自行活动要请示大陆旅行社同意,并报台湾观光局备案。我们请她尽快帮忙办理。经过导游的沟通,不久就得到了同意的答复。
导游可能考虑到车子到台南下高速麻烦,她建议我们从嘉义直接坐高铁到台南,探亲好后再从台南坐高铁到高雄。
于是我们有了一段在台湾的自由行。
我们打的到了嘉义高铁站,很快就登上了开往台南的高铁。乘坐台湾高铁,感觉非常平稳舒适,沿途窗外一派田园风光,一览无余。台湾的嘉南平原,是原先台湾比较的富庶地区,现在依然有大片的农田。不到二十分钟的运行,我们就到了台南高铁站。下了高铁,车站有免费的公交车可以坐到市内。在公交车上,我们问询同车的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他们的态度都非常和蔼。女士长期在日本生活,回台湾探亲,对台南的情况也不是很清楚,但她还是解答了我们许多问题,她还说她的一位姐姐和姐夫就在大陆浙江;先生很热情,他主动递给我们一张名片,我接过一看,是一位台湾《太平洋日报》驻大台南市的特派员,姓杜。他说他刚刚从北京回来,并说:“在台湾如果有事,可以打电话找他。”他指点了我们目的地的下车站点,令我们倍感亲切和温馨。
舅舅家就在离公交站点不远的亚伯饭店边上,我们没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了。那一刻,真是十分的激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岳母一家,有一段漫长的故事。舅舅和岳母的祖籍是江苏吴江,后来迁居浙江嘉兴,祖上算得上是书香门第。据相关资料考证,舅舅的祖父徐宝治是清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的进士,清同治初年,官至金华知府;舅舅的母亲李绮先也出自名门,是明代李时珍的后裔,其父是清朝后期的宫廷御医。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舅舅的父亲徐学钧在义乌中学教书,就在这个时候,生下了我岳母,由于当时战火连绵,日本鬼子侵入中国,加之子女又多(岳母有11个兄妹)无力抚养,就把年幼的女儿(我岳母),寄养在原义乌中学北面不远的一个村庄—孟店(今为义乌市北苑街道楼店),成为一孟姓人家的养女。舅舅在赴台湾前夕,兄妹匆匆见过一面,但这一别,从此就再无缘相见了。
在义乌教书的父母后来调离义乌,到诸暨,嘉兴等地去工作了。义乌孟店的养父母虽然自己的子女也多(四男两女),但对她视同己出,小心呵护,恩重如山。“文革”时期,国内大搞政治运动,义乌养父母,因为女儿有个台湾的亲哥哥,担心受到政治牵连,成了一块讳莫如深的“心病”。有一年,嘉兴的亲人前来认亲,由于心存顾虑,也就没有相认。自从那时起,岳母就失去了与骨肉亲人的联系,时间长达数十年,虽说后来也曾几次到嘉兴寻找失散的亲人,但世事变迁,物似人非,每次都是无果而返,直到几年前,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嘉兴市的嘉善县找到了两位哥哥和一位妹妹,在上海找到了一位姐姐,并得到了台湾哥哥的信息和联系地址。但亲生父母早已亡故,连坟茔都无处找寻。其余几位离散的兄妹,至今仍无下落。襁褓别离,白头相见,世事沧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们敲开舅舅的家门,舅舅和舅妈见到大陆亲人来探望,非常高兴。93岁高龄的舅舅,脑子已经有些失忆,许多人生的经历,记忆已经朦胧淡化。但我们说到是大陆义乌来的,是你妹妹的女儿、女婿来看望时,脸上现出了一丝惊喜。他说:“义乌我有个小妹妹,我爸爸在义乌教过书。”我们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