藕煤

夜晚，斜卧在松软温暖的床上，我派眼睛去看书。
不一会儿，眼睛就兴高采烈地带回两个字。我朝着眼睛指给我的方向看去，的确，我最喜欢的既形象又生动还诗情画意的“藕煤”两个字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堆方块字中间，这一大堆方块字都蒙太奇镜头般渐渐隐退了，只有“藕煤”这两个愈来愈大愈来愈亮。
“藕煤”，就是人们常说的蜂窝煤，更普通的叫法“煤饼”。“藕煤”不是新词，在百度上搜，有21800条相关信息。但我的眼睛第一次从文字堆里把它带到我面前，还把我躺在脑里多年的关于煤饼或蜂窝煤或藕煤的美好回忆唤醒。
我的家乡不叫“藕煤”，也不叫蜂窝煤。蜂窝煤是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的唤法，这种唤法也形象生动，但少了“藕煤”的清新气息。你想一想，水灵灵的鲜藕比之干巴巴的蜂窝孰高孰低不言而喻。
我的家乡把这种像藕又像蜂窝的煤制品叫“煤饼”。
或者在晨光熹微的春天，或者在骄阳似火的夏日，或者在寒风凛冽的寒冬，院子斑驳陆离的青砖墙上，我母亲伶俜瘦弱的身影像皮影戏般上演。时而把煤粉与粘泥和在一起，时而把井水倒入煤粉中，时而低头拨弄方盘般用煤饼印印煤。她的影子是我心安定的标志，温暖着我的童年。只要看到她的身影，我就能心安理得地享用煤饼烧出的汤汤水水，就能安心地回转屋里睡大觉。
那年大暑清早，刚被吱嘎吱嘎的卖豆浆油条的三轮车唤醒，被隔壁哗啦哗啦的自来水声催起，被谁家倾令哐啷的锅碗瓢盆闹活，我就闻到了冬瓜海带柴鱼的清甜味。屋檐下，煤炉上架着大锑煲，冬瓜海马柴鱼正在沸腾的汤里咕咚咕咚欢唱。
母亲说：“大暑天，喝冬瓜解暑，吃海马不尿床。”
“柴鱼呢？”我总是不拉下一个博学的机会。
母亲小心地舀起一碗尖尖的冬瓜汤，平平稳稳地放在我面前的饭桌上，道：“健脾啊，你小孩子人家不懂的。”回转身，利落地搬走锑煲，用精黑的铁钳夹出煤饼，换出最底下烧透的灰红的煤饼，换上块乌黑的在最上头，封上铁皮，红红的煤火就会变暗。中午再扯开铁皮，用吹火筒鼓起腮帮子稍微一吹，煤饼又红红火火，又可以煮饭烧水。
我拎起装满烧透煤渣的畚箕，往门口走去。母亲常说：“下雨天井边的路总是泥泞不堪，铺上煤渣，清爽好走。”
人到中年，曾经不屑的许多东西变得重要起来。不再嫌弃父母往车上装的家乡的土鸡本地青菜米油难看，不再嫌弃老家门前大街的吵吵嚷嚷，不再嫌弃“煤饼”的土，是煤饼烧的饭菜把我滋养成人。
虽然“煤饼”不及“藕煤”“蜂窝煤”形象动听，但我仍深爱着记忆深处的“煤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