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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昨天下午接了一个电话,说是一位同学的老婆刚做完乳腺癌手术,同在一个县城工作的几个同学决定相约于次日(今日)去探望一番,问我是否方便,能否同行。年终岁尾,花钱的事一件赶着一件,让人应接不暇。但是,同学有
昨天下午接了一个电话,说是一位同学的老婆刚做完乳腺癌手术,同在一个县城工作的几个同学决定相约于次日(今日)去探望一番,问我是否方便,能否同行。年终岁尾,花钱的事一件赶着一件,让人应接不暇。但是,同学有如兄弟,何况他又确实是遇到了实际苦难,尽点微薄之力帮一把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我当然不能不去,于是满口答应下来。今天上午十点刚过,便匆匆骑车登程前往。
同学们都很遵守时间,差不多同时到达目的地。进得同学的家,同学夫妻俩感激万分,好像恨不得把屋里所有能入得口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供大家分享——当然也少不了烟酒。同学中颇有善饮者,当即就撺掇着要拆开了与众人痛饮。众人无执意反对者,但是,就在究竟“第一杯酒该由谁来敬”的问题上,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的说应该由当年的班长来敬,班长自然推辞了;有的说应该由现在“兜里最有货”的来敬,他自然也是摆手婉拒。就在这时,一人站出来说,应该由现在职务最高的来敬这第一杯酒。此言一出,真如黄钟大吕,众人(除我外)无不心悦诚服。众意难违,于是,职务最高者便众望所归——当然也是当仁不让地敬了这第一杯酒。
我不得不承认,我是程兴而来的,但是,这一我始料未及的插曲却大大地败坏了我的兴致。于是,我忽然想起了此前读过的一篇文章来。文章的目现在已然记不起来了,内容大抵是这样的:一次,某校某年一同毕业的同学们要组织一个同学会,因为是几十年未见面了,因而大家得到消息后都很激动,人到的很齐,其中一个做短工的同学也去了。因为人多,同学会上,主持人特别提醒,每个人的发言不要超过三分钟。可是,那些当了官的、发了财的都想借此机会高谈阔论了一番,在同学们面前显摆显摆,因此,往往是三分钟时间早到了,话还没有扯到主题上,但是,直到主持人出面制止,才不得不含恨作罢。轮到这个做短工的同学发言了,他只说了一句话:听说咱们同学们聚会,我连衣服都没换就跑来了,我是骑了30分钟自行车赶来的,不为别的,就为来看看大家。他的话只用了不足30秒,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他的发言自然成了全场最有感染力的发言。我想,这多少总会让那些自命不凡的时代骄子们感到些许汗颜的。
“不为别的,就为来看看大家。”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它没有使用任何修辞,但是,它却比任何用华丽辞藻包裹起来的文字都要感人百倍,我甚至每每想起来就会热泪盈眶。为什么?因为它发自肺腑,因为它没有脂粉之气,因为它没有世俗功利成分。我当时就想质问我的同学们:你们是否也读过这篇文章?不要忘了,我们是来探望一个病人的,这里不是名利场!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撇开世俗的那一套陈词滥调呢?
当然,我肯定没有那样做——也不能那样做,因为,毕竟中国人的“官”念是根深蒂固的,将当官视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又岂止是区区他们几人呢?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求全责备于他们呢?而且,我也深知,我也不能像屈子一样疾呼“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因为除我之外,清醒的人毕竟是有的,沙叶新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他曾经给自己只做过一个名片,上面这样写道:“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何其清醒,何其旷达!“官”念至深的人怕是一辈子都参不透万一的!象形之下,沙叶新不知道要比那些微末小吏以及那些祈望某年某月某日列身微末小吏之列的人要时尚多少万倍!
下面这段是《检察日报》专栏作家郑海啸先生的一篇文章,名为《还原》,引在这里极恰:
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退休,回家乡垂钓去了。美国很多政治人物退休后都选择回到自然的怀抱,让大自然这位最伟大的母亲帮他还原成普通人。美国民众也都对政治人物的还原习以为常。在小镇咖啡馆喝咖啡的那个老头子是一位前总统,在农贸市场挑选蔬菜水果的那位老妇人是前第一夫人,他们都很和善,小镇的居民对他们也和善,大家平等地交流,融洽地寒暄、拉家常。这样的场景,对政治人物来说是幸事,对国家来说更是幸事。如果政治人物不能还原,一辈子无法脱离政治,该有多可怕。
倒是有些小官僚“入戏”太深,退休后久久无法还原。比如有些科长、局长,退休后就生病了。女婿只好自己掏钱给他“送礼”,老婆只好大事小情都向他汇报,让他在买菜清单上签字,让他“过瘾”。这不仅是可笑,其实是悲惨。据说,英女王有一天晚上敲卧室的门,丈夫问她是谁,她说是女王陛下,房门仍是紧闭,直到女王说“我是你妻子伊丽莎白”,房门才开。巴克莱博士说,自以为与众不同的人,其实是离上帝最远的人。离上帝最近的人,就是最普通的人,就是处于“天伦”之中的人:父母、兄弟、夫妻、子女、朋友。
自以为与众不同的人,还有一些娱乐明星。出门都要戴着大墨镜,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外星人,生怕被围观,被狗仔队盯梢。渐渐地,他们就不愿出门了,天天躲在家里打麻将、吸毒。不能还原成普通人,有多痛苦!
还原,需要内外齐努力。内,即不要自视太高。政治人物,即公众的服务员啊。娱乐明星,就是卖艺的啊,就是给大家逗乐的啊。外,即公众也要平视他们,既不必高看,也不要像看耍猴似的。
由此想来,郑先生理当也是清醒者之一了。
在中国所以会出现这种“严重尊官”的怪状,我觉得还有一个误区,那就是一般人都以为,凡是当了官的人都是有本领的。当然,我们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就将这句话打入十八层地狱,将当官的都说成是无能之辈——这样既不符合事实,也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嫌疑,事实情况是,确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庸吏。若果这样说仍不能叫一些“官”念牢固的人信服,那就不妨引用李鸿章大人的一句话来说事。李鸿章是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连官都不会做的人,那可算笨到家了。细细想来,在中国,尤其是和平年代的中国,这句话是多么真理啊!
著名诗人张万舒在他的名诗《黄山松》中这样写道:要站就站上云头,七十二峰你峰峰皆到;要飞就飞上九霄,把美妙的天堂看个饱!其实,我觉得为官之道也应该是如此,要当就要大官;夹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