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广播喇叭声中度过的。从我能记得事体开始，也就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百官的田间、地头、山坡上四处可见坚立着的一根根木头杆子、后来是水泥杆，杆子上架着的铁丝线路，通向百官三里长街的上堰头下市头，所有大街小巷里的各家各户。
当年住在下市头的我家客厅墙壁上方也挂着一只方形的木框喇叭，每天早晨五点五十分钟会准时响起：“上虞人民广播站，现在是第一次播音。”紧接着便能听到那首振奋人心，感动了整整几代人的歌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那个时候，墙上挂着的广播喇叭准时播音，成为了我们百官大队社员们出工、收工的作息时间。早晨广播一响，家家户户的社员同志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了，那些“买、汰、烧”们抓紧时间烧早饭、做家务，然后迅速地拿上干活的农用“家生”出工去了。在田头等到中午广播响起，生产队长就会下令收工，于是各人又匆匆匆忙忙地回转家里，开始在灶间里忙着炒菜烧饭吃中饭，待到喇叭里的播音一结束，大家又锁好门窗出工去了，一直干到傍晚田头的广播再一次响起就收工。
应该讲，当年的广播喇叭对我们生活在百官县城的城中村，百官大队农民确实起到了十分方便的作用。当然在农忙的时候，象“双抢”、“秋收”这种抢种、抢收季节，社员们才不以广播喇叭响作为作息时间，因为要出早工收晚工了。
百官的广播喇叭，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的。据史料记载，解放后的1950年，上虞县在县文化馆就设立了广播收音站，配备了一台4灯收音机，每天按时收听和记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重要节目要点，然后编发油印小报送机关、团体、学校、居委会等单位，供领导干部参考或作宣传资料。
对于广播收音要追溯更早的历史，则是民国十六年（1927）10月，在丰惠的上虞县政府就曾经配置过收音机一架，收听并记录有关广播节目，经缮写后就张贴于交通要道，而对于要件就直接送县长等要员参阅。
1956年1月上虞县成立了“县有线广播筹备委员会员”，2月正式建立“上虞县广播站”，地点就在百官的横街里兵役局内，建站时正式职工仅有4人。我父亲从上海下放百官时，当年就在广播站工作，可是没干多久就奉令去“大三线”军工厂制造“五、七高炮”去了。
“上虞县广播站”建立初期，广播线路是借用邮电线路来进行广播的。广播站开始的时候是隔天晚上播音1次，时间90分钟。其后逐步增至每日播音3次，时间6至8个小时。有时还会根据形势需要，临时增加播音次数和时间，节目也由开始的转播为主逐步成为以自办为主。
自办节目内容主要有新闻、专题、文艺、服务四大类。1968年9月“上虞县广播站”才实现了广播专线化，结束了借用电话线播音的历史。广播线路达到了2170（条），今天还在“上虞广电网络总站”的曹站长和王建勇就是当年“上虞县广播站”的元老之一。
在毛泽东时代听广播是不用出电费的，别看这小小的广播喇叭，它可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它牢牢把握着舆论的导向，天天传达着党和政府的声音，讴歌着上虞的建设成就、推动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大家一边做家务一边收听广播，通过听广播不出家门便知家事国事天下事，这种形式在当年是深受百官人的欢迎。
在生产力落后，物质生活困难，文化生活贫乏，信息十分闭塞的年代，在那农业学大寨吃“大锅饭”靠挣工分吃饭的年月，听广播喇叭成为了当年我们百官大队的社员们主要精神食粮，用现代意义上的话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休闲文化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百官横街里的“上虞县广播站”在转播中央、省市电台新闻节目的同时，自办节目反复宣传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土地承包到户的政策文件，对帮助群众解放思想，破除传统观念，接受新生事物，放开手脚投身于改革开放之中，广播喇叭确实发挥了极大作用。
1990年“上虞县广播站”从百官横街里搬迁到了新建路，站内的工作人员也增加到了29人。随着电视的迅速发展，有线广播渐渐退出了百官人的生活，听惯了广播的百官人不得不告别了同他们早、中、晚相处、伴随了三四十年的广播喇叭声。
好多百官人都无法忘记，广播喇叭里用通俗的语言曾播过春夏秋冬的农田管理知识；曾播过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振奋精神消息；曾播过文化大革命中义愤填膺的揭批文章；曾播过改革开放后激情豪迈的通迅报道。这种种节目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挥之不去的印象，还曾经让不少中老年人为此有过失落感。
好在电视机的普及，电视节目拥几十个频道，这是广播喇叭远远所不能及的，淡化了百官人对广播的那种情有独钟的情愫，百官人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面对我们的祖国由弱变强，人民由穷变富发生的巨大变化，喜看今日广播事业更是有了意想不到的大发展。几多广播情未了，抚今追昔旧日去，一个“老”字写千遍，道尽人生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