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光脚，轻轻一滑，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历史的车轮，稍稍那么一动，一个时代就成为过去。
现在回望，五七年的“反右”、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转型，都已成为我们身后的历史路标。岁月无情，人生易老。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有的已经作古，有的也已白雪上头，晚生的也已过了中年的门限。面对自己的心，回顾自己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或是磕磕绊绊；所走过的路，是一路平坦，或是曲折坎坷？在时代的背景上，是荣耀、风光、权势，或是压抑、屈辱、惨痛？……这些，在一个人的心上，都不会被轻易抹去。
有时，荣耀，并不是真正的荣耀；风光，并不能坦白的无愧于心；权势，并不坦荡、光明、正大，于脸面并不能永远光彩。
关键是，我们——人，作为一个人，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举国的运动和举国运动中我们的行为？那么，既然是人类社会，那就应该以“人”、“人类”的“人心、人性、人道”为惟一标准，来审视过去和现在。用这个思想烛照过去，时代的暗角就会显露，暗角中的身形就会清晰。存留于心的压抑、屈辱、伤痛，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不幸和屈辱，而是国家的不幸，时代的耻辱。
窥视时代的暗影，寻找心灵受伤的人，记录下他们遭受苦难的心灵创伤，是为时代作证。
桑塔亚那说“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所以，“说”，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时代有良知者应该做的一件事。多人成群，积文成书，堆书成影。暗影，是时代的耻辱，也是文明历程的路标。记住耻辱，竖起路标，社会文明才能以此为警戒，悲剧才不会重演。
“说”与“不说”，于“说”者本人，也许并不重要；不愿触及过去的伤疤，怕谈以往，大多当事者心皆如此，本是常情常理。其实，不愿触及、不愿揭开那个伤疤的并不仅仅是被伤及的受伤者，当事的伤人者、施虐者、指使者以及那个操纵的集权体，他们也不希望你回看、触及和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他们希望“一切向前看”，希望身后的足（污）迹被抹去：“搞什么‘文革纪念馆’？劳民伤财！”
历史的记忆，是对那个时代的指证，是他们的耻辱。
不愿作证或不敢作证，说轻一点是被威势吓破了胆或者是一个没心的轻浮子；说重了是对造成时代暗角的姑息、迁就，是对人性恶的包庇、纵容。这给历史的重演增加了机率。
受伤的心会平复，记忆会淡忘。时代若成为集体的失忆，过去将成为一片空白，人类辉煌的大厦就只有荣耀而没有暗影，只有繁华辉煌，而没有地下掩埋的血泪。那么，这座大厦的地基也就不会坚实牢靠。
“说”是一种社会义务，“说”，也是一种社会责任。“说”，于己，那是人生一段心理路程的捕捉和回访，虽说是多了一次对苦涩的咀嚼，但也会激起对那个创伤的认识和思考；于人，则会引起对那段心灵创伤背景的诅咒和警惕；于世，则是对那个时代路标的建造。
作证，不是暴露和揭露。暴露和揭露，是义愤填膺，是控诉。作证，是平心静气的，是娓娓道来的说出。作证，是对揭露不成的无奈。
萨特说，“写作的欲望包含着对生活的绝望。”
我想关注和挖掘的是：反“右”运动中、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人，被“单位”歧视挨整的人、被家庭歧视冷落的人以及社会上的边缘人物。尤其是“黑七类子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迫害、歧视的心灵创伤——
这批先天罪人，从识字开始，就害怕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太多的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沉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生活，由来这样教会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份：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林贤治《旷代的忧伤》中语）。
通过对记忆的挖掘、复述和阅读，进而，我们——人，应该达成一种共识：不论谁欺负谁都是罪孽！
我愿用我的心去倾听心伤者的心音，我愿用我的笔去记录心伤者的痛苦和屈辱，我愿和心伤者一道为时代作证，我愿以心伤者为参照审视自己的灵魂，我愿和心伤者一道为一座路标的竖起竭力尽心！
“千里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也迢迢夜也长！”（遇罗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