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电话号码
麦前的时候弟弟在上海一个工地上挣了点钱,便常有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给我打电话,向我问及他的电话号码。伟从浙江那边打来电话,说他所在的那个工地上的活快干完了,要我向他提供弟弟的联系电话,他想问弟弟在上海可
麦前的时候弟弟在上海一个工地上挣了点钱,便常有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给我打电话,向我问及他的电话号码。伟从浙江那边打来电话,说他所在的那个工地上的活快干完了,要我向他提供弟弟的联系电话,他想问弟弟在上海可有活干?
他已是第十位向我打听弟弟联系方式的乡邻。可惜弟弟的手机早在一个月前就被人掏跑了,我实在无法向他提供弟弟的联系方式。为了让漂泊在外的伟不至于太失落,我像安慰以前的那些乡邻一样,从电话记录上向他提供了几个浙江包工头的手机号码,要他和他们联系一下,或许能够找个地方继续干下去。
多年来,我的老乡们一直奋斗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使得城里的高楼越来越高,道路越来越宽。当工程完工时,他们领受的不是成功的喜悦,却是酸楚的失业。他们不得不离开那曾经让他们充满梦想的地方,再去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乡邻们在城里找个落脚的地方实在不容易,有的因找不到活干,出去不到半月就打了回程。
有学历、有技术的求职者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引导、职业部门介绍、或者通过网上查寻,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老乡们想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找朋友或者熟人牵线搭桥,重新在另一个工地继续干下去。
那么多农民兄弟涌入城里,使得城里的就业压力增大;要想在城里生存,他们别无选择地降低就业门槛。
在家的时候,种地是他们的专长;在城里的时候,建筑工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他们没有什么技能和专长,也没有什么高深的学历。只要能够给碗饭吃,只要有个地方干活,他们不再有过高的要求。
每天给多少工钱全由施工单位说了算,为了保住那难得的饭碗,他们不敢讨价还价;不敢主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用工合同;更不敢向单位提什么工伤保险了;甚至有的黑心老板用假币支付他们的工钱,他们也不敢去举报。
他们干的是城里人看不起的职业,做的是没有保障的工作,挣的是没有人身安全的钱。有时候辛辛苦苦地一年到头,拿不到工钱也是常有的事。
掏了力不讨好,在包工头看来是理所当然;回到家乡,在村人面前又被视作没本事也在所难免。那些在外面挣到钱的大有衣锦还乡之势;他们有的开上了私家车,有的买上了城里的房子……而那些找不到活干、或者因工资拖欠没挣到什么钱的乡邻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他们心里有气没地方发,还要听老婆的唠叨。小则引起家庭不和,大则老婆忍受不了和他在一起过穷日子,嚷着要和他闹离婚。
谁不想着摆脱贫穷,哪个不想着早日致富?可毕竟人大多是平凡的人,所获得的机会也大相径庭,光靠能吃苦也不一定能挣得大钱。当发财的机会还没来到的时候,那些还未富的乡邻何必盲目地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攀比呢?
我正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有人打来电话,依然向我打听弟弟的电话号码,我以同样的方式打发了他。
刚挂上电话,却听得院门响,弟弟竟背着行李从外面走了进来。我问他现在怎么回来了?他只说活不好找,就回屋睡觉去了。我知道他旅途奔波太累了,便没再过多的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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