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生人眼中的国故学

现在的人一提到“儒家”便很容易就会跳到宋明清“理学”的圈子中打滚——中庸、八股文、裹脚布、摇头晃脑等等这样的词语就会一个一个地从他们的脑中蹦跳出来。这也无可厚非，毕竟遭受了几百年理学定于“一尊”的文化统治，思维被僵化是再正常不过了。
以前我也是这样，只要一谈到儒家就会开始骂，骂儒家文化腐化社会风气，骂儒家道德观束缚国人心智千百年，骂完了又开始骂孔子。后来发觉与孔子没有太多关联，便开始骂那个宋儒朱熹。清儒毛奇龄说要打朱熹的手心，我觉得他最应该被押到孔庙里去挨板子打屁股——打的时候裤子脱不脱呢？还是不脱吧，不然那个朱子会因受不了而咬舌自杀的吧，死了那就打不了了，以前我总会这么想。可是多年后，当我回过来再看待这个问题时，才发现自己还是错了。朱熹固然有错，但他作《四书章句集注》也仅是他的一家之言，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我们应该是要一视同仁的。若论要打板子，应该先打那些将他注解的四书拿去当作八股制艺教本的人（这里面当然包括了明朝的皇帝。）。
尽管如此，我依旧不喜欢朱熹，便也连带着不喜欢理学以及理学家的那个圈子了。
我之所以一破题就以责让的姿态谈论儒家，是因为我想首先就应该阐明：我国正被人骂得体无完肤或推崇备至的儒家文化与其道德观，只是儒家的一个分派支流或衍变出的一种产物而已，并不能代表了儒家，至少我觉得那个孔丘是无辜的。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些避世贤者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懂得“深则厉，浅则揭”的不识时务的人，他自己则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也想与曾点一样到了“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他不像他的再传弟子孟珂那样整日汲汲营营地急着推行王道，嘴里叫喊着“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他更不像那个朱熹看见别人与歌妓有恋情，就要置之于死地。他只是淡定地说“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这也便是儒家比较早的样子了。
周朝替换了商朝后，殷商时期的贵族就开始慢慢地走向衰落，他们所承留下来的子民便也渐渐流落到了民间，因为他们不务农桑，不事生产，过着“陷于饥寒，危于冻馁”的生活。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职业——他们保留着殷商民族遗留下来的文化财产，他们熟悉礼乐，熟读典籍，人家有婚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们，请他们治丧相礼，于是他们便可以靠着教授典籍和在婚丧祭及其它典礼中“相礼”为生。这一种人就叫做“儒”了。
儒者，说白了，在当时就是一个过着三餐不济的生活的司仪与教师的人，而孔子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他又有别于其他之儒，因为，他，怀有理想，并且一直为自己的理想不懈努力，这是我敬重他的地方。他期望他的弟子能够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材，他的“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他的“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其中“而”字后来的清代考证学家已经考证得是“之”字。），他的13年的“累然如丧家之狗”（《孔子家语》）的周游列国之行，他的执着令他的弟子们景仰不已，他们将他说过的话收集起来整理出一套思想理论体系，从此创建了一门学说——儒家。
儒家的理论从一开始便已经很有些脱离了司仪的思维，贵族的后代必竟是贵族，他们的基因里有着“从政”的遗传。于是在孔子遗憾的老于户牖之下后，他的儒家理论被他的弟子支解，形成了好几个支流，继续他们的从政使命，终于到了西汉武帝时，决定将“儒术”定于“一尊”，虽然武帝对于儒术并不专信，但这是一个机会，那些儒士是不会放过的，从此儒术在他们的手中开始了文化统治历程。但是为何孔子用13年的时间周游列国，孟子也用了他的许多精力游说列国，却始终未果，然而到了后世却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历朝中占据着统治地位（除了唐朝比较微弱）？
我想，有三点原因可能不能被忽视：
一、天时。战国时，各方诸候都在你死我亡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之道，努力的发展国力以使自己的国家尽量的不弱于他人，而孔孟所倡行的“仁”“义”“礼”的思想在当时很显然是不切时务的，人在濒于生死存亡边缘时是最真实的，不会去说什么“仁义礼”——这是虚伪的歌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仁义有个屁用，又不能当饭吃”，怎么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韩非在《韩非子?难一》中的一段话，我觉得很能表达我的意思：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凡对问者，有因问小大缓急而对也，所问高大而对以卑狭，则明主弗受也。今文公问以少遇众，而对曰“后必无复”，此非所以应也。且文公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於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於敌，诈敌，万世之利也。
所以文公不用雍季之言正如列国诸侯不用儒家之言，如果用，则必被他人吞并。儒家的思想在于愚民——不让人民觉醒反抗才是他们的王道，因此它适用于国力鼎盛时期，而非创业期。儒家在汉朝之后大行其道便是证据，然而纵观历朝历代，只要是开国或类似于开国的君主几乎都不主张“独尊儒术”也是证据（即便汉武帝也是如此）。
二、满足君主的虚容心。《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至礼毕，……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譁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里的礼就是那些儒者帮助刘邦制定并实行的，严谨的礼数分明地位的尊卑，刘邦尝到了做帝王的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