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启示

“以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每一种活动仅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但自那以后，一切重大事件都开始连结成一个整体。”这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引用史学家波里比阿的一段文字。
那个时候指的是1500年前后。
由1500年，回溯到公元3500年前后，世界各文明发源地的国家和地区被限制在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内，看起来像尚处在汪洋大海般未开化状态的几座小岛上。当然，联接和相互接触是有的，但与1500年后西欧开始的更为密切和多样化，因而也更加持久和影响深远的海外扩张相比，这样的接触是有限的，也是微弱的。即便到了古典时代末期，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和西端的罗马帝国之间，仍然没有直接的、实质性的联接。斯氏说，直到今天，东方这种超稳定的文明形式仍然和世界的整体进步相脱节。
1500年前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接着而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等一系列变革，使相对落后的、居住分散的西欧社会大踏步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古典时代末期，各大文明都遭遇到野蛮入侵。突厥人、蒙古人、日耳曼人、匈奴人、维京人对西方文明的空前洗劫，使西方文明永久地被湮没，一种新的东西正在崛起。但其它地区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国南方），或是击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庭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却幸存下来（如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东方的这种超稳定结构，是斯氏反复在书中力图讲清楚的一个主要问题。
一个原因是，季风为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充足的雨水，农业生产率优势使中国较好地维护了它的帝国官僚集团和军事机构，使其得以较有力地抗击外来侵略，必要时，这种稳固的官僚集团还吸收并同化了外来文化，短命的蒙古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相对而言，“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实际上在所有游牧民族的进攻中都首当其冲。靠近罗马帝国边境的日耳曼人，比中国西北的蛮族人数更多，技术更先进，军事更有力。”所有这一切，使罗马帝国的结构，以及以它为代表的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斯氏认为，这一结果意义重大。它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至于它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和政治革命扫清了道路。而欧亚大陆其它地区的文明在侵略中幸存了下来，与欧洲即将开始的崭新的时代相比，只是旧生命的延续。大约1500年后，这些古老的文明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生气勃勃了。
斯塔夫里阿诺斯堪称世界顶尖级历史学家，其《全球通史》堪比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事实上，《全球通史》对于未来世界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的影响将远比《历史研究》要深远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斯氏关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赞誉和担忧与《历史研究》的论述几近一致。
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开始，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的海上入侵，1000年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超稳定结构，“既是好事也是坏事。”稳定的政治结构为更多的人提供了物质利益和安全感，但也同时，在西方迅速崛起的技术成就和经济活力面前，这种古老的文明已变得异常保守和不思进取，最终被势不可挡的西方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当然，在这1000年中，中国仍像早些时候的朝代一样，在保持与外界少有接触的过程中，始终在朝代更迭中自生自灭，中兴而后衰亡，衰亡而后兴起。但这却不意味着下一个王朝拥有比上一个王朝有着更为先进的制度，而只是旧王朝制度的延续。新王朝的经济繁荣往往伴随人口的增长，以及接下来的人均资源不足、官员数量和腐败的增长。大约经过100年左右的时间以后，新王朝就会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有学者试图用地理环境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比如东边的太平洋、西南的高山和西北的高原和沙漠是其天然的屏障；或者认为传统儒家思想束缚了中国人开放进取的精神，比如犬儒主义等。无论如何，重农抑商是中国社会不同于其它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几千年来，中国人世世代代的生活，都是千篇一律地重复。中国人习惯于把百年兴衰看作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多么重大的社会变动和人间灾难犹如冬去春来，季节交替。这种早熟的文明使得中国人在治水、历算、制陶、农业灌溉等方面，比西方要早成熟上千年。但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历史演变、社会机制、政治组织等方面，走出了一条纯粹东方式的、独一无二的道路。
所以，当秦始皇横扫六国以后用一道长城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时候，爱琴海边的亚历山大正率领他的马其顿大军，去横扫欧亚非各个古老帝国了；当郑和的船队远征东南亚，横渡太平洋，航程远达阿拉伯海岸的时候，葡萄牙人正在为了寻找财富和开拓海外市场已经驶入了印度洋，并开始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航行。
有人说，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只会用来制作鞭炮，没能成为飞向太空的第一人。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只用来测风水，却指引着西方人最早发现了新大陆，并最终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李约瑟的苦恼”仅仅是技术落后这么简单吗？当然，历史并非只有一种解释。历史不是要告诉我们鸦片战争爆发在哪一年，而是要解释战争为什么发生。《全球通史》的意义就在于，它为读者解释了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甚至遭到各国的唾弃，但自汉以后又重新获得青睐，并主导中国政治文化几千年，直到今天仍在困扰21世纪的中国人；为什么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希腊、印度，甚至一直让世界引以骄傲的中国。
斯氏说，“从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欧洲人开始侵入中国为止，这个时代是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拨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假如在普通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性或许可以看作是件幸事。但在这些世纪里，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正在崛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发生在这些世纪里。在这样的一个年代，稳定成了可诅咒的东西，而非幸事。相对地说，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是静止的，落后的。在一个发生全球规模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安逸自在、心满意足的中国人还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