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拾：杂文、民主和天气预报

我看报纸多是浏览，只有副刊较为认真，复刊又以杂文为必读，正象19点的新闻联播是我必看的节目，待到天气预报后，便抬屁股就走，该干什么干什么。虽然现在的电视绝非过去的喇叭碗里只有五个样板戏，报刊里也绝非过去的“最最最”，“斗则进，不斗则退”，但我没那福气，不会享受眼下的“百花齐放”，只知道杂文报里有我的乐趣。可前几年也许“偏食”，营养缺乏缘故，脾胃愈发虚弱，竟消受不了那时的“杂文”，试着法子调治了几回，也还是不中用，只好把连订数载的《杂文报》中止合同，不再掏钱买罪受。
然而，人总要有希望，也总是有习惯的，如我这等不通事理的笨伯之流，吃惯了某一种“草”，猛一去掉，还真有些象婴儿断奶，烦躁不安，可拣了来又消化不了，着实让人气恼，无奈象老牛啃冬草，把过去的根根叶叶，再嚼食一遍，却忽然发现不满时下的杂文大有人在，并非只我一个。比如舒展老先生就对副刊头条荒很有意见，他认为“副刊头条，一般多用杂文”，可杂文的精品又很难面世，“新闻官”们“全副精力用于把关”，“宁要平庸保险，不要质量第一”，正象现在的计划生育，未经批准先怀孕，就是头胎也概不发你准生证，只有堕胎流产——超生游击队员例外。
不是说希望多出鲁迅，郭沫若吗？然而，倘体制不改，那是断不可能的，因为恐龙的泯灭在于它不能适应环境气候的变化，而鲁迅又何尝就能适应“气候变化”?他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又管不住自己两片嘴，愣头青似地乱发议论，也不想想建安文人中的孔融，弥衡，杨修者们的下场，竟敢指名道姓地在报刊上公然大骂蒋总统介石先生，真可谓十足的“二百五”。说来奇怪，那一任的“新闻官”们，也糊涂的够可以了，竟敢把鲁疯子的那些骂文牢骚一股脑儿全然刊登出来，还允许结集出版，真不知他们“收了周家多少黑子钱”，便不顾那项上的吃饭家伙！我敢说，现在即便有“鲁迅”，也普天下难找那样糊涂的“新闻官”来，说不定，在“反右”时就难过关，莫说“文化大革命”了，绝不会再让他写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吧，张志新只是说说不同意见，便要断其喉管，何况鲁迅的登报呐喊。可见黑暗尚无绝对封杀，也许是成就鲁迅的起码条件，正象沙土地，说不上肥沃，可还松散，花生也还适宜生长。便成就了诸如鲁迅，郭沫若，梁实秋，胡适等人来。而今，道是制度“最优越”，文坛里却走不出一位世界级的文豪来。倒是“毒草”多多，苦添“化毒草为肥料”之劳，甚至还要“隔岸消毒”——那“水深火热”的台湾岛上有人敢骂国人“丑陋”。要说科学家该是温善如牛了，他们吃的是“草”，创造的是“现代化”，终日劳作，别无他求，即便苦闷之至，也仅仰首“哞哞”（并非“反党”），欢叫之后又继续耕耘。然而，牛到底诚实有余，灵气不足，不但不会巴儿狗般地讨好主人，有时还认真到数点后保留许多位，这就难免会触犯“圣经”，于是被关“牛棚”是理所当然，比邓拓，吴晗们也好不到那去。试想，对科学家都不能宽容，何况“刺猴儿”的杂文作者？真不知这杂文与民主该怎样理解，若说是民主产生了文，那蒋家王朝岂不成了“民主”统治？若说杂文是不民的呐喊，新中国的杂文却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有人说杂文是“野草”，“只要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不论民主的有无，全都会生存和繁衍”。可我想，即是野草，也需要一个生存的“环境”，倘有人荷锄注视，略露即除，哪还有草的葱绿？实际上天下之大，田里不要草，自有长草处。可杂文没有野草幸运，如果真的没有民主气息，那是断难生的。
当然，为杂文者应私罪不可有，公罪不能无，为了人民和祖国的利益，坐牢流血在所不辞。可遗憾的是，中国历代统治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民主政治，便不会有世界级的泰斗，科学巨人。我们的历史上因言招祸实在太多！适者生存，看眼色说话便成了咱们的国粹。
现在，幸好中央电视台把“天气预报紧挨着新闻联播”，这不仅有利于说话，更有利于写杂文，如果风和日丽，不妨洋洋洒洒，畅说欲言；如果天气阴霾，便要知趣到及时“招安”，一面骂了贪官，一面再歌颂皇恩浩荡；如果天公发怒，雷鸣电闪的，最好熄灯不写，或声柔如棉，二分“意见”（“要注意休息，保重龙体”之类），八分称赞；如果冰天雪地，你又耐不得寂寞，“灵魂深处一场革命后”，化一匹不僵的蝇，在主儿出恭时，一面嗡嗡地赞，一面扑过去尝鲜，那一定是“正确的舆论导向”，绝妙的好文章，当然也是“好作家”。
总之，预先知道“天气”有利于作文。不过，天有不测风云，为免“旦夕祸福”，最好不作杂文，是为挚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