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空间

某次和几位即将大学毕业的朋友聊天，谈到一本《沧浪之水》的长篇小说。不出我所料，有人果然坦言是将其当作社会入门教科书来读的；也就是说，这部小说充当了厚黑学教材的功能。我以前看过这部书，但并不是特别喜欢。尽管如此，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大致情形是这样的：池大为是一个充满理想的青年，医学硕士毕业后放弃了京城的优厚待遇，在省卫生厅做了一个职员。池大为和一个护士婚后有了小孩，需要有个人来照顾。保姆不太好找，于是接丈母娘来带孩子。池大为本来是省卫生厅学历最高的，业务素质也很扎实；但因在办公室乱发牢骚，领导很不待见他，因此分房子之类的好事自然没他的份。于是，只好在小小的房间内挂个布帘子，池大为和妻子睡一边，丈母娘睡另一边。三十岁左右的人，正是欲望茂盛的时节。有天晚上，池大为听丈母娘有了鼾声，便想和妻子干。结果刚有个小动作，丈母娘便从床上起来，说：屋子里有些闷，我出去走走——丈母娘是明白人，给孩子们腾地方啦。结果自然没干成，原因是扫了兴。
这种事不只中国有，外国也有。我是在读了海因里希?伯尔的长篇小说《一声不吭》后知道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对夫妻，他们有一大堆孩子。小说运用了双重视角，分别用男女主人公的口吻进行交叉叙事。他们是一对德国社会中的普通人，每天很辛苦地工作，而且彼此深爱对方。男人从来都不回家住，原因是没地方。小说中写道，每个月中有一天，是男女主人公的“节日”：他们在这一天放下手头永远也忙不完的活计，一起到一个肮脏的旅馆中做爱。按照小说作者的意思，他们这样做，好像也不是光想浪漫一把。尴尬之处在于家里的空间太小，孩子们又太多，干起来自然不方便。
想解决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至少有两个方案：一是随地解决，省得麻烦；二是割掉祸根，一劳永逸。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公鸡踏蛋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当然不需要什么隐私空间。骡马猪狗的交配，是同样的道理。当然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在此就不一一例举了。问题在于，动物们可以这样干，又省时又省力（至少可以少盖房子），人这样行不行？听说有艺术家在公共场所集体手淫，毕竟是行为艺术，而且还不是真干。从常识出发，可能多数人不愿光着屁股在大街上做爱。南来北往的汽车发出“嘟嘟”声，味道不好闻不说，噪音灰尘也很大。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造人，估计会影响未来社会的人口质量，脑残没屁眼的人会更多。第二个方案具有简便的优点。一剪子铰掉惹事的祸根，网络上的黄色信息肯定没市场，也给警察朋友减轻了工作负担。但我担心有人会不赞成这个，反正我自己打死也不肯被铰掉。
问题好像还没解决。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两个小说，发现主人公不是什么坏人，至少不是汉奸特务。他们也不是懒虫，工作踏实认真，但就是没有相应的权利。他们所处的社会也并非处于整体性资源匮乏的境地，理由是有人生活得很滋润，而且这种人并不比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更聪明、善良和勤奋。不仅如此，小说中的池大为还有一种深深的羞耻感，他感觉自己完全没有自尊，比狗活得还不堪。我相信，海因里希?伯尔笔下那个在旅馆里和妻子做爱的德国人，会有同样的内心感受。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正派的社会环境里。不正派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其制度对弱势群体是羞辱性的。而“在制度性的羞辱中，特别有代表性的是贫困和失业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里，池大为想在体制内获得利益，唯一的道路是削尖脑袋“往上爬”；因此他很快就被成功塑造为一名“犬儒主义者”：不为改变社会做任何一点努力。徐贲在《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与公民认同》一书中说：“专制社会中充满了各种羞辱和伤害，以至人们对此习以为常，把这当作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专制社会中的人们虽然有许多关于羞辱的直觉感受，但却不能通过公共讨论取得关于羞辱伤害的社会共识。”这是池大为的命运，更是我们的现实。
徐先生在书中还引述马格利特的思想说，实现理想社会的优先顺序是“‘先约束社会（不腐败），再正派社会，最后是正义社会。这个顺序是累积式的，也就是说，正派社会必须同时是受约束的，正义社会必须同时也是正派的’。正派社会并不要求保证给每个人自尊，它只是要求不要伤害人们的自尊。正派社会并不是设计正义社会的蓝图，而只是讨论社会正义的一种思路和伦理语言。”当然，循着这样思路，我们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