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腐败的方法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官员用公款请吃请喝的风气，就已经“疯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然而，到如今，这种风气并没有丝毫的改变，防腐败的方法也出台不少，但效果总是不佳。
在许多反腐败的文章里，往往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主要是“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于是，我们大力加强党风教育，而效果就是不明显。有人提出设立“廉正账目，”而“廉正账目”却成了腐败官员的遮丑布，他们交出少部分赃款，大部分留着，既获得了好评，又获得了利益，真是名利双收。有腐败官员被抓后，把自己陷入腐败泥潭的原因归结于自己的老婆，说是遇到一位“坏女人，”于是，为了防腐败，有的地方举行官员的“贤内助”评选。又有人提出，地方第一把手不能是本地人，应该进行官员互调，防止官员利用权利提拔亲族朋友，还提出不许官员的直属亲人经商，结果腐败仍很活跃。又有人提出“高薪养廉，”但近期在浙江省出现了年薪十几万的官员，贪污腐化同样令人心寒。于是又有人说，这种方法看来也行不通。有一腐败官员被抓进监狱后，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没看过监狱，要是看了，一分钱也不会拿。”为了防腐败，我们是不是也制定一条防腐条例，规定：每个副科级以上的干部，每半年都应到监狱看看。我想，这种方法和设立“廉正账目”来防腐同样是幼稚可笑的。
其实，防腐败的方法有的是，问题在于我们会不会去认真学人家。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原则，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互相独立而又互相监督，是以权利的‘制约和平衡’为思想核心的。”他又说，权利的过分集中必然导致腐败。而我们的官员，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学校，第一把手拥有绝对的权利。而我国的监督机构又往往监督不力，还往往受制于人，就是抓到了腐败官员，大多数处理起来就如“中国足球队与巴西足球队的比赛时中国队的表现，相当的温和。”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说：“我国官员腐败受查处的概率很低，查处后判刑的概率更低，各种腐败活动因‘低风险，高收益’而日益猖獗。”的确，我国公开腐败的官员很多，但会受到应有的处罚的人，比例却很低，官员腐败的危险性远低于汽车司机遭受车祸的危险性。所以有人说：“有那么好的腐败条件，人家凭什么讲客气。”
看看我们的道德教化等防腐的方法，在“法治”不力的情况下，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历代的奸臣们“在心态上如《明小令》所唱的：‘别人骂我是奸臣，我做奸臣笑别人，你在生前早丧命，我到死后留骂名。’”其实他们是“唯物主义者，”追求现实，不信佛，不信教，也不信什么主义之类的事，只相信实实在在的享受。有的腐败官员说，只要为自己的子孙创造良好的前景，即使因腐败被抓，也心甘情愿，类似于“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不过这里的“几代人”只是腐败官员的后代们。原贵州省的一位省长夫人，极其腐败，坑害了许多乡村百姓，大发其财，她的儿女们凭借父母的权利和所贪的财富，早已成了美国公民。尽管那位腐败夫人最后被抓，我想，不管处以何种判决，一想到她的儿女们，在她的关照下，已是发达国家的人了，她还是感到欣慰的。就是枪毙这样的腐败官员，国家的重大损失也无法弥补。
原广东省恩平市建行行长侯春幸，“36亿人民币被他搞得付诸东流，搞垮了一个银行。”换来的后果仅是“蹲监三年半。”1988年4月1日的纽约《中报》有一篇题为《大陆肃贪必须用重典》，它讲到：“腐败分子便躲在社会主义的大旗之下，干着资本主义官员不敢干的事。自然，资本主义的贪官也不少，但`````难逃过法律和舆论的监督。肃贪的另一关键是法治。大陆以前一直是人治的天下，法官要听法院党委书记的，官官相护``````大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普通百姓犯法若要坐牢3年，有同样罪名的党员干部仅开除党籍了事。’”无疑，真正走上法治的国家，才会更有效地遏制腐败，这已是为世人所公认的真理。如果法治没能真正实行，而又以别的道德教化，或别的方法，其结果还是落空。我们可以从外国和香港特区的法治事实，也许更能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新加坡对官员的监督，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政府要求每个公务人员自己写日记，“日记本统一发放，编印好页次和年月日，如果本人说了假话或上司发现不了，”都会受到严惩。加上政府的“反贪局”还会“故意派人去腐蚀官员，看你上不上钩。”正因为有如此严密的法治监督，新加坡才会成为世界上政府官员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前几年发生在日本大藏省的腐败事件，四个嫌疑犯受贿的价值都只有几十万人民币，而这些大多还是“招待费”，如“吃、喝、请打高尔夫球等，”“未提到接受钱物的事实。”却“震惊日本朝野，”与此事有牵连的不少日本高官“辞职的辞职，上吊的上吊。”
香港官员能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官员之一，其根本原因也是在于强有力的“法治建设”作后盾。只要有人向香港的“廉正公署”举报，公职人员对收授“礼品”之类的小事也会提心吊胆，更不用说“大贪特贪”了。
除了强有力的法治外，还应大力提倡新闻舆论的监督。西方人把新闻舆论的监督看成是“三权”之外的第四大权利，它对于“三权”的相互制约提供更强有利的保障，它使官员们的活动（除个人隐私外）基本上处在公众的眼光之下，他们想腐败的愿望就会得到更大的遏制。遗憾的是，在舆论监督方面，我们同样做得很不够。记者高勤荣揭露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腐败官员照样当官，而英勇的记者却遭到报复，以胡乱编造的罪名，使高勤荣被判刑12年。有些勇敢的正义者，对官员的腐败行为加以举报，得到的却是安全感的丧失。
毫无疑问，要有效的遏制腐败，唯有走上真正的“法治建设”的轨道上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外其实没有本质性的差异，而我们偏偏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中外有许多本质的区别，因此，面对西方走了几百年的法治建设的成就，我们就是冷眼对待，相信自己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法治建设道路。”在漫长的探索道路后，我相信，最终还是回到“三权分立”和“舆论监督”上来。以往的许多“社会管理”方面的探索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