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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在《名臣之死》一文中说,豫让“士为知己者死”不足取;方孝孺为朱棣和孝文帝争夺皇位,固执己见,结果被“磔于市”(分裂肢体)、灭九族、连累他的门生多人被“收斩”,谓之“灭十族”,这与布鲁诺为捍卫真理而死
我在《名臣之死》一文中说,豫让“士为知己者死”不足取;方孝孺为朱棣和孝文帝争夺皇位,固执己见,结果被“磔于市”(分裂肢体)、灭九族、连累他的门生多人被“收斩”,谓之“灭十族”,这与布鲁诺为捍卫真理而死相比,则毫无意义,而且连累他人,罪不可恕!
不料我的论述激怒了一位“匿名用户”,他评论道:“作者在胡说八道,如果人人都象豫让、方孝孺,抗日战争时期就不会出现汉奸;如果人人都象作者,则中国汉奸遍地。”
鲁迅先生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们应以理服人,乱扣帽子是行不通的。
“士为知己者死”,精神精神可嘉,但不宜提倡。因为每个人对“知己者”的理解不同,为其卖命,则后患无穷,在此不必多说。
方孝孺之死是否象“匿名用户”所说的那样是“民族英雄”,是人人应该学习的楷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望网友加以评说。为了说清自己的观点,很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分析。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允炆和燕王朱棣之间爆发了历时4年的皇位争夺战。1402年6月13日,燕王朱棣的军队攻入明朝首都南京。此时建文帝的大臣纷纷向燕王投降,而建文帝的宠臣方孝孺拒不投降。朱棣召他前去,他闭门不出;朱棣命令人将他从家里拖出来,他身穿丧服,当庭号哭不止;朱棣让方孝孺的学生劝他,他破口大骂。朱棣考虑到方孝孺在读书人中的影响,便将他关进监狱,并继续派人劝说。
6月17日,燕王举行登基典礼,照例要写劝进表,众大臣说:“非方孝孺莫属”。于是朱棣再一次召方孝孺出狱。谁知方孝孺见了朱棣,放声痛苦。朱棣用好言安抚方孝孺,塞给他一支笔,说道:“这个诏书,除了你谁也没资格写”。谁知方孝孺接过笔,奋笔疾书四个大字:“燕贼篡位”,然后把笔仍到一旁,边哭边骂,说什么“大不了就是一死,诏书是万万不能写的”。被惹恼了的朱棣威胁道:“你就不怕灭九族吗?”方孝孺大声回答:“就算灭十族我也不怕。”于是,方孝孺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被灭十族的人,他的朋友学生被当作一族,连同他的九族加起来,一共873人,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个个被杀掉,最后,方孝孺也当众被凌迟处死。
对于方孝孺之死,历来就有争议。有人说方孝孺之死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气节,但也有人说方孝孺之死不值得。
当然,我们不能用今人的道德标准来评价方孝孺,但是,建文帝和朱棣之间的皇位之争,不过是明朝王室之间的内部斗争。按理说,当争夺皇位之战结束之后,方孝孺无论效忠先皇,还是投诚新皇帝,应该说都没有错。不过朱棣的才华远远超过建文帝,而且胜利也成事实,方孝孺效仍然忠建文帝显得十分迂腐;如果他能以“良禽择木而栖”之类的理由投降朱棣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方孝孺的错误还在于,他的殉节,连累了无辜的八百多人,特别是这些人的被杀,就因方孝孺图一时嘴巴痛快造成的。平心而论,方孝孺效忠先皇的方式很多,他可以乘破城之日混入百姓之中逃走,或者进入深山老林隐居,或者干脆自杀都无不可。退一步说,方孝孺自己愿意为建文帝殉节,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别人也无须说三道四,问题是他连累了八百多人呀!
话说回来,就当时的情况分析,朱棣本来并不想杀掉方孝孺,更没有灭族的想法,只是希望方孝孺为他效力罢了。直到方孝孺又哭又骂,实在使朱棣下不了台,他才气急败坏地痛下决心杀掉方孝孺。方孝孺面对朱棣的威逼,竟然自己提出“灭十族”,而且让他人为自己的所谓“气节”付出生命代价,这是万万不应该的。如果方孝孺不是由着性子去激怒朱棣,这场悲剧就有可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会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不至于闹出一个空前的“灭十族”来。“好汉做事好汉当”,将自己的道德标准凌驾于别人的生命之上,拿别人的生命当儿戏,实在是大错而特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