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内外有别”

我国的传统文化，似乎缺少平等地对待国内、国外的人和事。民国初期，陈西滢在《多数和少数》一文中写道：“有人说，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一声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当然，只能说大多数中国人是那样，鲁迅先生这类的人不属此例，在《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就说明了这一点。善于辩解的人会说，这有什么奇怪，国内的事正如家里的事，矛盾总会有的，而外国人干涉了内政就不同了，这涉及到主权和尊严。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国人谴责国内的军阀比谴责外国人往往要危险得多，而趋利避害是大多数人的一贯做法。
就连“亡国”，也是“内外有别”，义和团运动时期，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后，又有八国联军入侵，面对着这种危难局面，慈禧太后居然说：“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就于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讲话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中国）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蒋介石，也只是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极端仇视人民的一种表现，还不能说多数中国人持这种态度。
如今，我们的许多部门，在对待国内外相同的事情时，也在不知不觉中采取“内外有别”的做法。如，外国人或港、澳、台人在我国买了假货，或遭了抢劫，或受到其他不公正的对待，我们的司法部门马上提出“限期破案”、“特案特办”，于是“联合出击”、“连夜取证”，而遇到大陆百姓，却往往“拖泥带水”、“漠不关心”（2002年10月15日《杂文报》）。在旅游旺季，国人买票的窗口前，往往队如长龙，而外国买票的窗口前，却轻松自如。国人有的不解，“上面”解释说：为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旅游者，增加国家的收入，实行政策上的倾斜是必要的。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总使国人觉得成了二等公民。更有甚者，北京还出现了“外国坑”的厕所，据说是因为国人不讲卫生，不得不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以吸引外国人的投资和旅游。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也不必去谴责过去在上海租界出现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语，据说，外国人原本也没有这样做，只是许多中国人进入租界后，出现许多随地吐痰、乱踏草地、随意摘花等不良的现象，于是才出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事。
一方面，我们的新闻媒体极力赞扬国内的企业家；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政治教科书里对西方企业家（即资本家）极不客气地加以讽刺和批判，把他们说成是贪婪的虚假的投机者。而对于来我国投资的外国企业家即资本家，我们又笑脸相迎。据报道，1994年川西某县领导与一位日本商人洽谈投资之事时，我们的县长发表高论说：“为了振兴本县经济，欢迎把我县作为殖民地，欢迎外商来我县剥削。”弄得日本商人“一脸茫然”。毫无疑问，那位县长的言论与他所受的政治教育密不可分。不仅如此，我们还尽力提供最好的投资环境来满足外国资本家的要求，以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国内的私营企业，却往往得不到外商获得的优惠条件。甚至在国外读完“博士”回国的留学生，在国内办企业，也比国内的“博士”创业有更多的优惠待遇，有人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冷了儿子，热了女婿。”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还是如《围城》所说：“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的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如今的台湾婚姻也是“内外有别。”外国人与台湾人结婚，很容易取得台湾籍的身份，而中国大陆的女子嫁到台湾，却设了许多障碍，是害怕大陆大量的女子涌入？还是别的原因？
一个连自己都不尊重的人，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吗？一个连自己都不尊重的民族，会得到别的民族尊重？但愿“内外有别”快点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