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大顶山

老战友打电话说回老部队看看。放下电话躺在沙发上，那高高的大顶山就映入我的眼帘，快30年没看到它了。也许它是大兴安岭南麓最高的一座山，海拔有1300多米，因此，提到老部队首先想到的是这座山。
听说大顶山上的电视插转台已经撤了，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遗憾。有了电视插转台，大顶山才是那里的军民通往外面大世界的一座幸福山。我们刚当兵时，大顶山还没有电视插转台，这里的军民别说看电视，能听到外面的声音都难。当地军民为了描写山下小镇博克图文化生活的单调，还编了一句顺口溜：博克图不大点，东西沟上下坎，百货商店不开门，照相馆没胶卷，公社书记一只眼，一把瓜子嗑三圈。我们连队驻扎在山里，到博克图镇要翻三座山，连队唯一了解外面情况的便是连部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那时，我是连部的通信员，可以时常把收音机拿出来显摆。不过，这收音机也时常打我的脸，收音的效果吱吱拉拉的极差，大家要静心屏住呼吸才能听清里面的内容。有一次，我随连长去大顶山哨所，连长让我带上收音机让山顶的战友听听中央的声音。到了哨所，战友们看我带来了一台收音机，都围了过来，别说信号比山下的信号清楚多了，我还听到了郭兰英唱的歌“一条大河”，好听，我们也随着唱了起来，快乐。后来，连里下发了一台录放机，我们还把合唱的“一条大河”录了下来，一遍一遍地放，听着歌声上哨，伴着歌声入睡。
大顶山最热闹的时候，是建电视插转台那一年。山下的军民听说要建电视插转台，热闹得像过年一样。听说山上的石头砖块运不上去，全师的官兵都出动了，轮番向山顶背石头砖块，老百姓也自发地参加了运输的队伍。为了尽快看到外面的大世界，官兵和老百姓每人带上一只手电筒，斜挎在肩上，背的背，扛的扛，将石头砖块连夜运上山。曲曲弯弯的山路上，一只只手电筒排成了一条长长的火巨龙，把整个大顶山映得通红，格外的壮观。那些爬不上山的老人和小孩也围在山底下观战，整个山城里的人好像没有入睡的，直到天明。那情景生活在山城博克图的人没有一个能忘记的，也许就是那一年，黑白电视机开始走进山城人的家家户户，也走了连队和哨所，站在遥远的大顶山一步就可以跨进北京城，放眼祖国的大好河山。
大顶山也许就是从这一天起名声大震，国家总理来这里视察也登上了大顶山，和守在这里的士兵王文成握过手，士兵王文成从此成了军区无人不知的名人，还立了功，提了干。士兵王文成也确实不容易，那时部队精简整编，负责电视插转台的任务就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长年守在山上过年也回不了家，妻子刚结婚就陪他守在山上，谁想，让夜里偷袭她的黑熊吓得她直往王文成的怀里钻，抹了一夜的泪水。那个时候，山里的老百姓想“坐地日行八万里”多难啊!
后来，我调到军区文化站负责全站区的文化工作，每年都随军区的“边防万里行文化服务队”深入到边防的连队和哨所，从送18寸的彩色电视机到34寸的彩色电视机，从普通音响到家庭影院，每一次走进边防连队看到哨所的变化，我都会想到那遥远的大顶山，心想，那里的人们是否也看到了彩色电视机，电视画面清楚吗？是啊，边防连队地处偏僻，电视画面的效果很差。边防官兵的这些难心事，总政和军区的领导都记在心上，总政和军区文化站又一次组织“边防万里行文化服务队”，带着总政和军区首长机关的温暖深入边防连队和哨所，为所有的边防连队和哨所安装“模拟电视卫星接收器”，告别了边防电视“雪花飘”的历史。虽然，我们苦点累点，但看到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边防官兵敲锣打鼓欢迎的热闹场面，为边防连队的文化生活大变化而欣慰。为了不给官兵增添麻烦，我们每到一处都悄悄地来，悄悄地走。边防团的领导看我们饭没吃一口，随后带着酒从小路截住我们，一定让我们喝上一口暖心的酒再走。那时，我们真为自己是一位文化工作者而陶醉，一路上欢歌笑语。后来，边防的连队哨所又安装上了“数字电视卫星接收器”，解决了边防连队哨所收看电视节目少的难题。那时，我站在哨所里，望着清晰的电视画面，想起了遥远的大顶山上的王文成，他不会为电视画面“雪花飘”犯愁得睡不着觉了，也不会一个人长期孤独地守在大顶山上，过年可以回家和妻子团聚了。
如今，我真想回老部队看看，那遥远的大顶山变成啥样了，那是我日夜想念的第二故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