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己”，我认为是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的。至于自己是否拥有知己，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或者为了不同的需求，标准自然也就不同。“铁哥们”是常有的，但最终不能算“知己”。那么，谁又能够说，自己拥有了一个知己呢？
在部队的时候，有个搭档，是湖北人，大学毕业志愿到大西北工作。开始分配到我所在的中队锻炼，那时我当指导员，通过观察，觉得“这兵不错”。后来，就接任了中队长，与我配班子。大学生学历高，年轻，进步得快，我这个从士兵直接转干的老土就这样继续陪着他当指导员。也是由于在部队时间长一些，而且从士兵到军官，一直在基层，积攒了一点带兵经验，加上我的性格不是柔顺的那种。而他，年轻精明，精力充沛，虚心上进，遇事都会积极征求我的意见。所以，与他搭档，就少了些许客套，总是有啥说啥。还记得，每每召开民主生活会，同志们就提意见，说“指导员性子太急，而且老是批评人，位置和中队长弄反了，你是指导员，应该唱红脸，黑脸留着中队长来唱”。我细想，也是，但性格是不好改变的。大家说我性子急，是好听的话；其实，说我性格急躁、粗暴也不为过。那年，部队搞争先创优活动，中队被推荐到总部授予先进连队……想想那段日子，既苦又累，但却充实。我和他就是这样在朝夕相处中相识、相知的。那时，我们白天执勤训练一天，到了晚上查铺查哨之后，或者在我的办公室，或者在他的办公室，一个盘坐在单人床上，一个仰坐在木椅上，燃着香烟，就这样天南海北地聊啊聊，那些彻夜常谈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再后来，他调到营里当上了副营长，我还在原来中队里继续干指导员，在一起的时间少了，但还是隔三岔五地于部队熄灯后进行着“密会”。一直到我调到机关工作，离得远了，见面的时间更少了，他也总是在晚上熄灯号响过之后，给我打一个电话：“过来吃野味吧”，我便骑上自行车，走四、五里路到他的“据点”里。他说的野味，也不过是摘来的野菜，自己动手用水烫一烫，放上点蒜泥，味道是非常鲜美的；有时候也有野兔之类，晚上在戈壁滩上作业，汽车的灯光可以照得很远，红柳丛、梭梭柴里面的野兔就会奔灯光而来，有时候在道路前方匍匐不走，等车过去，往往后面就有了一条被车轮撞死的野兔。我们边吃边聊，不觉就到了凌晨，急忙往回走，以便赶上出操……我们就是这样地工作、生活、交流着。我转业离开部队的时候，他和爱人带着孩子为我饯行，饭菜上来，谁也不动筷子，沉默了许久，他的爱人开口说：“你走了之后，谁再陪他说话啊！”那天，我们喝醉了，两个男人第一次在一起落泪。时隔多年，每到节日来临，都有他的电话打来，也总能收到他手机短信带来的祝福……
可我不敢说与他就是知己，因为我怕亵渎了“知己”真正的涵义。但在部队的生涯里，我与他却是最知心的战友，唯一的一个可以毫无保留倾心相诉的战友。离开了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心里空荡荡的，堵了一肚子的话无处可诉。没有人应和自己的观点，没有人与我大声地争论，没有人提醒自己的过失，没有人理解自己的感受，工作中也没有了那种心领神会的默契。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太狭隘、太自私了，但我无法走出这狭隘、自私的圈子。离开部队的日子，一直没有人来代替他。
现在，我不想评论离开部队后的工作与生活，而今我是无话可说。愈来愈重的孤独侵袭着我，我用回忆来医治、修护行将麻木的神经，在“与世隔绝”中，我把自己藏在狭小的单身宿舍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己封闭在心灵的暗室，回忆中洋溢我的热烈与激情，让久违的冲动恣意奔放，一任灵魂飞跃在巴丹吉林沙漠的上空，回到我当兵的地方。耳边的军号还是那么嘹亮，军歌还是那么的山响，雄壮的号子声声传来，震耳欲聋……而这一切，都是在这间数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里发生。待天亮，一切如旧，我展现给人的仍然是一张伪装的面孔。
在是与非的边缘，心，就这么长久地被世俗的风侵蚀腐化着，我担心自己突然遇上一次灾难而彻底改变了自我，我唯一可以做到的，是悉心保留着曾经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