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

唐朝是一个中国人惯于做长途跋涉的时代，于是，在连接丝绸之路的大路旁，酒吧里经常传唱这样的歌曲：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这就是俗称的“阳关三叠”。
可是到了丝绸之路被阻隔，甚至连马匹资源都很紧张的宋朝，却有位叫陈刚中的儒生从小书斋里悟出了这样一番豪言壮语：
客舍休悲柳色新，东西南北一般春。
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绝句）
表面上是对俗称“阳关三叠”的翻案，在更深的层次上，却讨论的是怎样与外族人相处的话题。无奈鉴于宋朝窘迫的对外关系，这样的作品，后人大概认为无法实施、也无法当真的文字游戏而已。
其实，早在唐朝的时候，就已有人对古乐府中的“行路难”主题做过如下的翻案，说假如处事无方，自家人也会打散；只要管理用心，办事得法，世界上又有什么地方去不得：
莫言行路难，夷狄如中国。
谓言骨肉亲，中门如异域。
出处全在人，路亦无通塞。
门前两条辙，何处去不得？（聂夷中·行路难）
谁说不是呢？华夏文明本来就是在这样成长起来的——四海为家是儒家学说中君子的一个定义，可是后代儒生只顾“袖手谈心性”，君子风范反倒在民间生根、开花。在东南亚和更远的地方，华侨、华人与当地人民一起建设国家、谋求发展，就是一个典范。
美国的世界军事史和人类灾难研究大师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说过，至少自公元前800年开始，华夏民族向长江以南，然后向南洋一带的移民，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军事手段只扮演了有限角色；而发挥主要作用的，无非就是移民的庞大数量，以及他们在劳动力、技术和组织手段上的巨大投入。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的历史积累，儒者们才有了一个“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黄庭坚·竹枝词）的信念。相比之下，欧美人靠坚船利炮走向世界到现在也过去不少的时间了，当他们的管理学者鼓吹“glocal”（即global，或全球化＋local，或本地化）式企业的时候，他们的哲学家却还在纠缠“文明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