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柏杨杂文

黄波先生的《我看柏杨杂文》（2007年10月23日《杂文报》），认为柏杨“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批判，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均无法和五四先贤相比”，并说“柏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态度，是很成问题的”。非但如此，还捎带着把鲁迅也“触及”了一下——“这两位（指柏杨和李敖）超过鲁迅的不是别的，而是将鲁迅杂文中不那么好的一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了。”那么，鲁迅杂文中“不那么好的一面”是什么呢？作者说：“我以为是在那种生存环境中难免掺入一点个人意气。”
人们认识柏杨，大概是他从那本《丑陋的中国人》开始的。应该说，柏杨笔下的“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诸如“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以上均引自《丑陋的中国人》）等，与鲁迅先生笔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一样，是对国民“劣根性”的入木三分的解剖和批判。时至今日，这种依附于我们身上的“酱缸文化”，这种国民“劣根性”的沉疴痼疾，不能说已经完全彻底、干净全部消失殆尽。谁又能说，传统文化中那些消极的东西没有制约我们这个社会前进的步伐（不然，我们为什么一再提倡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诚如是，那么，柏杨杂文“我为苍生说人话”就不仅仅是一句王婆卖瓜式的“感言”，而是一个富有良知、充满激情的中国人的呐喊。鲁迅的意义，鲁迅的伟大，不正是由于他的觉醒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么？
客观地说，对于柏杨杂文的汪洋恣肆、辛辣尖锐，在台湾和海外华人中也有不乐于闻者。台湾和海外尚且如此，在内地，恐怕也难说人们对柏杨杂文“推尊过当”吧？作者批评说，“柏杨最爱使用全称判断，动辄‘中国文化’如何‘中国人’又如何”。这就奇怪了，人家反思、批判传统文化，不说“中国文化”、“中国人”还能说什么？我们过去老是说传统文化如何源远流长、如何历史悠久、如何博大精深，然而，往往忽略或者说根本不知道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差异甚至差距，更没有勇气正视弱点和鞭挞自身丑陋。等到改革潮起、国门初开，“噩梦醒来是早晨”时，才知道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差了那么一大截。而柏杨杂文对于“丑陋的中国人”的批评鞭挞，不正是与鲁迅先生“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同出一辙、异曲同工吗？有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何必因为言辞犀利一点就说人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态度“是很成问题的”呢？
至于“鲁迅杂文中不那么好的一面”，作者已经说过了，是由于当时“那种生存环境”使然。对此，我们大抵不必苛求于鲁迅。不过，作者对柏杨杂文“超过鲁迅的……是将鲁迅杂文中不那么好的一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了”的讥讽语句，恐怕就不那么厚道了吧？
在此，倒想问一问作者先生：既然柏杨杂文有“很多破绽”，鲁迅杂文中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那么，什么样的杂文才是你心目中不“以偏概全”，没有“意气用事”和“理性而深沉”的杂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