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我在董家村学校就读小学。为贯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又红又专”、“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方针路线，所有学校的学生必须参加农村集体劳动，实行半工半读，大多上午学习、下午劳动，内容和范围涉及很广。没有农活时，学校就邀请老红军作忆苦思甜的报告，或者召开地富反坏分子批斗会，或者编排文体节目如扭秧歌、耍社火、蹬高跷等，或者演练革命样板戏如《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红军不怕远征难》等。学生的“半工”好坏直接与学期年度的德育考评（当然，出生成份是首要因素）密切相关，所以大家表现得十分踊跃和积极。
开春时节农活较少，学生的劳动主要是配合农民春耕刨茬，同时为冬日教室取暖备柴。午饭后，同学们自由搭伴，或玉米茬、或高粱茬、或谷茬，类型不受限制，只称重量。此外，用石灰水粉刷校园以及街道墙壁，用胶煤（水胶和烟囱煤灰混合而成）重新换写醒目的标语；培育松树幼苗后，与初中学生一起上山种植；每周一次的街道巷落大扫除，工具自带，舁水、打扫、倒垃圾，分组有序、各司其责；有时，集中上山采集石板（一种质地较软、颜色较白的片状石块），加工制作石笔。
到了夏天，学校每个班级都圈养家兔。学生在班主任的带领和指导下，砌窝、打草、喂养，兔子长大后卖得的收入充作班费。大队为学校的公办老师分配二亩地，算是额外补贴。至于种植什么、怎样劳作，队上不管。理所当然，挖垦、下种、施肥、浇水、锄草、收获这些活计就成了师生的共同义务。于是，利用夏日时机积来年的草肥，分为净蒿、杂蒿和草蒿，按质记量。如果年遇虫灾，同学们便无酬地拿起玻璃瓶和细木棍，去田地里帮助农民进行地毯拉网式的逐苗捕虫。
秋日是农忙的季节。小学生出不了大力，就组织起来捡拾农民收割时遗漏的麦穗、谷穗、玉米棒等农作物，回来上交集体。具体记不清哪一年，国家铺设国防电缆，急需石子，恰巧村里一座山的石料质量上乘被选定开采，并实行有偿供给。于是，学生们每天下午提着箩筐去五华里远的石场，筛选出规定大小尺寸的石子，后送往指定地点。
冬天比较休闲，也是“学雷锋、做好事”的宝贵时光。学校上课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到下午3点。学生中午带干粮不回家，放学后主动为革命烈属抬水、扫院、磨面、搽玻璃、捏煤球，帮助生产队放牛、喂羊、晒粮食，即使发现一颗小的螺丝钉都很自觉地交给老师……，所有的好人好事要及时向班长报告，以核实后记录在案。“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至今仍然回味无穷、感触颇深。
尽管时间流逝已经20多个年头，但是这些点滴琐碎的趣事刻骨铭心；尽管那个年代生活条件艰苦，但是勤劳节俭的朴素观念和诚实奉献的执者精神伴我始终。是磨练、是追求？是修身、是养性？现代文明究竟为我们的下一代服务了什么，营养好了、个头高了，却筷子拿不了、衣服不会洗，沉迷于游戏、热衷于享受、贪图于虚荣，自私、傲慢、懒惰、低能，有钱就是爷、有奶就是娘——实在可叹、实在可悲！